戰(zhàn)國時期秦國武王時樗里子任右丞相,甘茂任左丞相。本篇即是樗里子和甘茂的合傳,并附甘茂之孫甘羅傳。
樗里子和甘茂在對韓、趙、魏、楚等東方各國用兵方面頗有功績,所以《太史公自序》說:“秦所以東攘雄諸侯,樗里、甘茂之策。作《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》。”樗里子、甘茂并顯于秦而境遇大不相同。樗里子是惠王兄弟“以骨肉重”,故秦王信而不疑。他在惠王時受封,歷任武王、昭王兩代秦相,秦人稱他為“智囊”。對此,明凌稚隆指出:“夫秦素猜忌而殘忍之國也,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(shù)主之心耶?此太史公意也。”(《史記評林》)所言當是。甘茂則是由楚入秦的“羈旅之臣”,盡管他是個“非常之士”,任為左丞相后,卻得不到秦王的真正信任,因而他事事小心、提防,最后乃遭讒逃往齊國。傳文中反映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(xiàn)象。同時還對當時秦國于其他諸侯國、秦國統(tǒng)治集團內(nèi)部錯綜復雜的矛盾作了詳細記載。
這篇傳記之所以久傳不衰,主要是它生動地記寫了一位少年政治家甘羅的事跡。甘羅年僅十二,卻能洞察時局,利用國與國、人與人之間的矛盾,解決了丞相呂不韋所解決不了的問題,使秦國不費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趙國五個城池。甘羅少年有為,十二歲成為秦國上卿,主要不是靠他的天才,除了他平時注意培養(yǎng)自己的能力外,也與當時的客觀環(huán)境有關。誠如贊論所說:“方秦之強時,天下尤趨謀詐哉。”司馬遷在當時即注意到這個問題,可謂難能可貴。
人物眾多且各具性格特征,是這篇傳記在寫作上的一個顯著特點。文中除傳主外涉及歷史人物近二十個,其中富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即有十余人,國君、卿相、文臣、武將、策士、說客無所不有,如同一幅政治舞臺上的人物畫廊。由于作者善于選擇、提煉在特定語言環(huán)境中人物的個性化語言,所以無論是較長的對話,還是三言兩語,都能把人物的個性揭示出來。如甘茂攻打宜陽向武王的表白,既反映了他作為“羈旅之臣”的后顧之憂,又表現(xiàn)了他攻打宜陽胸有成竹的智謀和才干;甘羅對丞相呂不韋的反駁則表現(xiàn)出一位少年政治家年少氣盛,敢想敢說敢做的鮮明性格。此外,如樗里子的預見性,武王的貪婪,胡衍的狡獪以及蘇代的縱橫捭闔等,都從他們富有個性的語言中表現(xiàn)出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