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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才略》是《文心雕龍》的第四十七篇，從文學才力上論歷代作家的主要成就。全篇論述了先秦、兩漢到魏、晉時期的作家近百人，正如黃叔琳所評：“上下百家，體大而思精，真文囿之巨觀。”本篇確可謂古代批評史上作家論的洋洋大觀。

　　全篇共五個部分。第一部分評先秦作家，其中如“皋陶六德，夔序八音”等，不僅是不可靠的傳說，也還談不到什么文學作品；至于《五子之歌》原是后人偽作，劉勰竟奉為“萬代之儀表”，這都是其歷史局限。第二部分評兩漢作家三十三人。第三部分評魏代作家十八人。第四部分評兩晉作家二十五人，附帶說明宋代作家“世近易明”，不再評述。第五部分是根據以上評述所作的小結，主要說明文人成就的大小和他所處的時代有關。這一認識值得注意的是：本篇以評論作家才氣為主，這只是作家成就高低的主觀因素，篇末強調“貴乎時”，則注意到了作家成就的客觀因素。文人與社會的關系，是《時序》篇的論題，本篇簡要地提出，不僅必要，且有畫龍點睛的作用。但也應看到，劉勰在這里講的“貴乎時”，主要指“崇文之盛世，招才之嘉會”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

　　本篇按略遠詳近的原則評論歷代作家，其略與詳，主要指所論各個時期作家的多少而言；凡所論及，其詳略雖也稍有不同，總的來說，都是很簡要的。但劉勰所論，話雖不多，大都概括了作家的主要成就、基本特點和重要得失。這些作家在“論文敘筆”的各篇，大都各有分別論述，所以，本篇的概括評論，則是劉勰對作家的總論。在這篇總論中，也有如曹操、陶淵明等少數重要作家沒有談到。曹操在本書其他篇章還講到幾處，陶淵明則除存疑的《隱秀》篇外，全書都沒有提到。就《才略》篇來說，陶淵明或被列入“宋代逸才”而不論，不講曹操就毫無道理了。此外，如班婕妤、徐淑、蔡琰、左芬等女作家一個不講，這就是劉勰的儒家正統觀念造成的了；其中對《五子之歌》、尹吉甫、馬融等評價太高，也是這個原因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本篇雖對“九代之文”做了比較全面的評述，文史詩賦、章表奏議等都有所涉及，但劉勰對文學藝術和學術論著的不同特點，在這些評論中卻表現了他更為明確的認識。如董仲舒和司馬遷，劉勰說他們一是“專儒”，一是“純史”，其所肯定的，并不是《春秋繁露》或《史記》這樣的巨著，而是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賦》和司馬遷的《感士不遇賦》，認為這才屬于“麗縟成文”的文學作品。又如說：“桓譚著論，富號猗頓，宋弘稱薦，爰比相如，而《集靈》諸賦，偏淺無才。”“王逸博識有功，而絢采無力。”這里，不僅沒有混同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，反而是有意識地加以對照，用“富號猗頓”的論著，“博識有功”的學力，來反襯他們在文學創(chuàng)作上“偏淺無才”，“絢采無力”。這說明，本篇所論之“才”，是專指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才力，文學家的“才”和學術家的“才”，是各有特點而不可混同的兩種才力。

　　（一）　　從黃唐到魏晉九代的文章，是十分豐富而繁盛了；這個時期優(yōu)秀的作家作品，可略加評述。虞夏時期的文章，有皋陶提出諸侯必備的六種品德，夔所整理的八音，益對舜的贊辭等。太康的五個兄弟所作的《五子之歌》，文辭溫和，意義雅正，為后世萬代的典范。商、周時期，有仲虺告誡商王的《仲虺之誥》，伊尹教訓太甲的《伊訓》，尹吉甫歌頌周宣王的詩篇：這些作品的意義既合于常道，文辭也值得后人師法。到了春秋時期，各國大夫在聘問集會中運用修飾得很好的辭藻，其眾多如美玉聚積的園圃，光彩似繁華的錦繡市場。薳敖選用楚國美好的典章，士會講求晉國的禮法，趙衰以富有文采而隨晉公子重耳到秦國赴宴，子產因善于辭令而捍衛(wèi)了鄭國，鄭國游吉貌美才秀而有文采，鄭國的公孫揮善于言辭：這些都是春秋時期以文辭著稱的突出人物。戰(zhàn)國時期任用武力，但文人仍不斷出現。諸子百家以他們的思想學說為憑借，屈原、宋玉以《楚辭》表現其異采，樂毅的《獻書報燕王》明辨而義正，范雎的《獻書昭王》雖未明言“宣后亂秦”卻講出了當時秦國的要害，蘇秦游說六國的言辭有力而切合時事，李斯的《上書諫逐客》文辭華麗而內容有說服力：如果在重視文辭的盛世，這些作者就是揚雄、班固一類的人物了。此外，荀況既是儒學的宗師，又描繪物象而稱之為《賦》，文采和內容相稱，的確具有大儒的特點。

　　（二）　　漢初陸賈，首先創(chuàng)造了奇特的文采，他寫了《孟春賦》和合于《典》、《誥》的《新語》，其中辯麗的文辭已很豐富了。賈誼銳利的才力，能超越奔馳的駿馬；他的議論妥帖，辭賦清新，豈能是憑空達到的！枚乘的《七發(fā)》，鄒陽的《上書吳王》等，筆下有豐富的文采，言辭有旺盛的氣勢。董仲舒是儒學專家，司馬遷是純粹的史學家，他們也以富麗的辭采寫成《士不遇賦》、《感士不遇賦》，也就是《詩經》的作者抒發(fā)哀思的意義了。司馬相如愛好讀書，學習屈原、宋玉的作品，以大量夸張艷麗的描寫，成為辭賦的宗匠。但考察其辭藻的純粹意義，內容和形式很不相稱，所以揚雄認為“文辭華麗而用處不大的，就是司馬相如”，這話的確是對的。王褒創(chuàng)造文采，以細密工巧為旨趣，他描繪的聲音狀貌，輕巧可觀。揚雄作品的命意，是辭賦家中最深刻的，試看他寫得內容深廣，文辭奇麗，又能竭盡全力進行鉆研思考，所以內容豐富而文辭有力。桓譚的理論著作，號稱比古代猗頓的的財產還富裕；宋弘向光武帝稱揚推薦，便把桓譚比作司馬相如；但他的《仙賦》等文學作品，卻寫得淺陋無才：由此可見，桓譚雖長于論著，卻不善于文學創(chuàng)作。馮衍很愛好進獻說辭，在東漢的昌盛之世卻很不得志，但他抒寫其不得志之情的《顯志賦》，反而像蚌的病成了珍珠一樣。班彪和班固，劉向和劉歆，都是父子相繼有文采。過去的說法是班固的文才優(yōu)于班彪，劉歆的學識精于劉向；但班彪的《王命論》寫得清晰明辯，劉向的《新序》寫得完備精練，這就如同出產于昆山的美玉，也難超出昆山之玉的原貌了。傅毅和崔骃，他們的光華辭采并駕齊驅；崔瑗、崔寔緊跟其后，可謂能繼承其家風了。杜篤和賈逵，在文才方面也頗有聲譽，考察他們的實際才力，只能是崔骃、傅毅一類作家的末流。李尤的賦和銘，希望寫成意義鴻深的作品，可是才力不高，只能低垂著翅翼不能奮飛。馬融是東漢的大儒，思想博大，認識高超，作品合于儒家經典的規(guī)范，內容和形式相得益彰。王逸的學識廣博，這方面很有成就，但文學創(chuàng)作沒有力量。王逸的兒子王延壽繼承父志，瑰麗的鋒芒特別突出，他善于描繪事物的形貌，豈不是得到枚乘流傳下來的技巧！張衡多才多藝，蔡邕精深雅正；他們都文史兼通，前后三十多年遙遙相望。由此可見，竹、柏雖有異而同樣貞定，金、玉雖殊卻都是珍寶。劉向的奏議，意旨急切而文辭舒緩；趙壹的辭賦，意義充實而體制松散；孔融的氣勢較盛，顯示在書表方面；禰衡的文思較銳，運用在辭賦之中：他們都各有自己的優(yōu)點。潘勖憑借儒家經典而施展才力，所以《冊魏公九錫文》寫得超群出眾；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，也在學習古代銘文上獲得成就。但司馬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寫作，主要是運用才氣而不追求學識；揚雄、劉向以后，就常常引用古書來輔助文章：這是憑才氣或靠學識的重要界線，它的區(qū)分是不可混亂的。

　　（三）　　魏文帝曹丕的文才，旺盛而清麗，過去的評論貶低他，認為比曹植相差千里。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氣俊秀，詩歌華麗而章表卓越；曹丕則思考周詳而才力遲緩，因此他的名聲不大。可是曹丕的樂府詩清新激越，《典論·論文》辯明扼要：注意到他們各有長短，也就可以做正確的評價了。但世俗之情對人的或抑或揚，往往是隨聲附和，于是使曹丕因身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，曹植因處境困難而增加其價值，這并不是準確的論斷。王粲的才力充沛，寫作敏捷而精密，詩賦論銘樣樣都寫得好，文辭也很少病累：取其優(yōu)秀的詩賦，就是“建安七子”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！陳琳和阮瑀，以擅長章表檄移稱著，徐幹以辭賦和論著顯示其優(yōu)美，劉楨以高尚的情操和辭采相結合，應玚才學優(yōu)秀而在詩賦創(chuàng)作上有所收獲。路粹和楊修，在筆札書記方面頗為精工，丁儀和邯鄲淳，他們的《刑禮論》、《受命述》也還寫得不錯：這些作家都有值得稱道的。劉劭的《趙都賦》，能夠追趕前代優(yōu)秀的作家；何晏的《景福殿賦》，則可光照后世的作者。應璩深懷意趣，用《百壹詩》顯示他的情志：應貞掌握寫作的道理，用《臨丹賦》組成其文采。嵇康獨出心裁來寫論文，阮籍任其志氣以寫詩歌：他們通過不同的形式發(fā)出共同的心聲，用不同的翅膀朝著同一方向奮飛。

　　（四）　　張華的小賦，寫得很美而清新流暢，其《鷦鷯賦》的寓意，就是韓非所寫《說難》的意思。左思有出奇的文才，擅長于深入地思考；但他寫《三都賦》用盡了銳氣，寫《詠史詩》表現了才華的卓越，就再沒有寫其他作品的精力了。潘岳的文思敏捷，文辭暢達，意義和諧；他的才氣積聚在《西征賦》中，更充分體現于哀誄之作，這是他內在的情感所決定的。陸機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討，辭藻力求繁富：所以他的文思雖很工巧，卻不能約束繁雜。陸云愛好明朗簡練，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，所以運用文采鮮明省凈，善于寫短小的篇章。孫楚構思作文，往往是質直陳述而文辭通暢。摯虞抒發(fā)胸懷之作，總是遵循天命而辭義溫雅；他在《文章流別論》中敘述各種文體的源流并加以品評，寫得頗有條理。傅玄的作品，內容大都是規(guī)勸鑒戒；傅咸的奏議，能繼承其父的剛勁正直：他們父子都是堪當重任的棟梁之材，而不是各種花朵的美麗花托。成公綏的賦大都寫得不錯；夏侯湛的作品，雖具有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的形式，但成就都很微小。曹攄的長詩寫得比較清麗，張翰的小詩寫得明辨而切實：這是他們各不相同的優(yōu)點。張載、張協兄弟，才華秀麗而不相上下，正像魯國和衛(wèi)國的兄弟之政，他倆的文學成就也在兄弟之間。劉琨的作品雅正雄壯而富有風力，盧諶的作品情志明顯而道理清晰：這都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造成的。郭璞的詩賦華艷俊逸，可稱東晉之冠；他的《南郊賦》既是莊嚴美好的大手筆，《游仙詩》也能使讀者有如飄浮在云端。庾亮的章表，寫得細密而閑熟暢通；溫嶠的筆札書記，遵循事理而清新通達：他們也是筆札方面的高手了。孫盛和干寶，都長于文辭而成為史學家，他們學習的標準，是《尚書》中的《典》、《訓》：兩人的途徑雖然不同，但文筆辭采是相近的。袁宏寫文章立意甚高，所以雖卓越出眾卻常有偏差；孫綽的詩賦過分拘守玄理，所以雖有條理卻缺乏形象。殷仲文的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，謝混的《游西池》，都沖散了長期來講玄理的文辭，使虛浮的玄音漸趨淡薄：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風雖已消失，殘存在詩文中的玄理，仍使文章大為澆薄。　　宋代才高的作家、作品如鱗片大量積聚；因為時代很近，容易了解，就沒有加以評述的必要了。

　　（五）　　查看東漢的作家，和西漢作家也相差無幾；晉代的文壇，幾乎可以和建安文學媲美。但曹魏時期的議論，必然以漢武帝時期為最高理想；劉宋以后的高論，又總是以建安時期為話題。這是為什么呢？豈不是因為這兩個時期是崇尚文學的盛世，廣招才士的最好時機。唉！這就是古人不能不重視時機的原因了。

　　（六）　　總之，人才難得，確是如此；每個人的稟性是各不相同的。一旦寫成文章，就凝結成千古不朽的錦繡。豐富的文采長期流傳，良好的風尚更加盛大。不要說九代的作家作品紛雜，仍可清清楚楚地予以品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