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譯

　　［劉安在《淮南子》中說：“太陽、月亮是最光明、最偉大的，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，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。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，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，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、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。”由此看來，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，是由來以久的道理。所以古代圣君設(shè)置官吏，使他們各司其職，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。]

　　《淮南子》上說：“救助溺水的人，給他金玉等珍寶，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。”韓非子說：“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，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后再吃，餓著的人一定不同意。”［所以說治療饑餓，不寄希望于寶鼎煮出的美味；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。]這就是說，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，才能把事情辦好。為什么這樣說呢？韓非子說：“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，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。現(xiàn)在為普通人立法，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，那么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。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，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后再去吃飯的；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，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。由此說來，治理國家的事，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，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著去做。[韓非子還說：“現(xiàn)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眾不同。行為怪僻的人。他們標舉恬淡的學問，講些恍惚的道理。我認為恬淡，是無用的道理，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一定要侍奉君主，孝養(yǎng)父母。侍奉君主，孝養(yǎng)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，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。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。可見恍惚的道理，恬淡的學問，都是迷惑人的邪術(shù)。”韓非子還說過：“非要考察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，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能，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。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，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標準的。]所以《尹文子》說：“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于治國沒有幫助的，君子不去談?wù)撍浑m然有能力但于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，君子不必去做。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，不越出名法和權(quán)術(shù)的范圍；君子所作的事情，不超出種田務(wù)農(nóng)，行軍布陣的事情。這就是說，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。[所以說：小人所說的都是關(guān)于儒家、墨家孰是孰非的爭論，所做的都是些固執(zhí)、偏激、偽飾的行為。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，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。］

　　現(xiàn)在世上有些人，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，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，能言善辯想要出群，勇力想要超眾。但是，出眾的品行卻并不能教化人民；超眾的辦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；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游說；過人之勇，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。總之，這四種超眾之處，不過是產(chǎn)生禍亂的根源而已。

　　［所以說，行善的，使人不能隨心所欲；弄巧的，使一般人不能插手。

　　這獨善、獨巧的人，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。所以應該以圣人之理為貴，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，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。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，不以一人獨巧為貴，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。《文子》說：

　　“先知先覺，通達的見解，這是人材的過人，但太平盛世，不把這當作比別人珍貴的東西。廣博的知識，超人的記憶力，能言善辯的口才，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，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標準。做視一切，輕賤別人，不受流俗的污染，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標準。所以，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(xiàn)，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標準。

　　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，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。所以國家太平，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；軍隊強大，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戰(zhàn)。用不著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現(xiàn)而人可以自我充實的原因，就是按他們所現(xiàn)有的品質(zhì)、能力兼容并用他們而已。”《文子》這些話，是認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遠見、博聞強記、傲視別人三事來教化天下。假如讓百姓都把這作為行動的規(guī)范和風俗是行不通的。如今只要隨其風土人情，以務(wù)農(nóng)耕稼、行軍作戰(zhàn)為教化，娓婉地附合眾人，隨同流俗而已。而不是以獨能獨勇為貴啊。］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隨順大道來通過險阻。［《淮南子》說：“能夠體悟大道的就會安逸而不會走入窮途未路；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勞而無功。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，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，卻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魚。有師曠那樣能分辨各種音調(diào)的耳朵，卻聽不到十里之外的聲音。所以，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，不能把三畝大的宅院治理好；遵循大道的規(guī)律，依從大地之自然法則，宇宙六合也不難治理的均衡公正。這就是順隨大道來通過險阻的意思。］

　　樹立法度來理順各種差別。《文子》說：“農(nóng)民，士大夫，工匠，商人，無論在鄉(xiāng)里、在州縣，都是有差別的。農(nóng)民和農(nóng)民談?wù)撌斋@；士大大和士大夫談?wù)撈沸校还そ撑c工匠談?wù)撉杉迹簧倘撕蜕倘苏務(wù)摾麧櫋r格。所以士大夫不會失去品行；工匠不會有做不了的活計；農(nóng)民不會花費無用的氣力，總有所收獲；商人不會折損本錢。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來理順各種差別。］使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輕視，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拋棄，這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。所以叔孫通要制定禮儀，漢高祖說：“不會很難吧！”

　　叔孫通回答說：“禮這種東西，是隨著時世人情而制定用來節(jié)制虛文的。”

　　張釋之對文帝講論治國的道理，文帝說：“講得淺近些，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，只要現(xiàn)在可以施行的就好。”由此看來，如果治理國家不依從時俗急需的事去做，而以奇異為貴，那就是犯了餓了多日的人讓他等待黃梁米飯和肉食，借給別人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的錯誤理論。

　　［過去，楚國的公輸般，宋國的墨翟，能使木制的飛蔦飛上天，但并無實際用途。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(zhuǎn)而不靠馬的拉力。魏國的馬鈞能制出會吹蕭的木人。但假如沒有實際用途，做這些東西，就是廢功損力、勞民傷財，它的害處太多了。《莊子》說：“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技術(shù)，花費了千金的學費，但學成之后，卻沒有使用這種技術(shù)的機會。”

　　《文子》說：“治國的根本在于仁義、禮樂、名法、刑賞，超出這些去弄別的，即使能統(tǒng)括天地，纏繞萬物，卻屬于治國之外的道理，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，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用。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。”由此看來，做事在于切合現(xiàn)實，不應好高騖遠，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。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