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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唐太宗容貌威武嚴肅，百官中覲見的人，見到他都會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。太宗知道情況后，每當見到有人奏事時，總是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，希望能夠聽到諫諍，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貞觀初年，太宗曾對公卿們說：“人要照見自己，一定要有明鏡；一國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，一定要借助于忠臣。君主假如自以為圣明，臣下又不去糾正，要想國家不傾危敗亡，能辦得到嗎？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國，臣下也不能獨自保全他的家。至于像隋煬帝殘暴淫虐，臣下都把嘴閉起來不講話，最后終于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而導致滅亡，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誅殺。前事不遠，你們今后每當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，必須直言規(guī)勸諫諍。”

　　貞觀元年，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：“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，就不可能治理好國家；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，也不可能治理好國家。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處共事，如魚得水，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無事。我雖然不算明君，幸虧你們多次匡正補救過失，希望憑借你們直言鯁議，以實現(xiàn)天下太平。”諫議大夫王珪回答說：“我聽說木材彈上墨線就能鋸得筆直，君主聽從規(guī)諫就能成為圣明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須設(shè)諍臣七人，說的話如不被接受，就一個接一個地以死相諫。陛下開拓思路，采納臣民忠言，我等處在不避忌諱的圣朝，實在愿意把愚昧之見都講出來。”太宗稱贊他說得好，下詔規(guī)定今后宰相入宮商量處理國家大事，必須讓諫官跟著進來，聽一聽如何處理，有話敞開說，皇上一定虛心采納。

　　貞觀二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：“明智的君主能時時反省自己的過失，并且不斷加以改進，然而昏庸的君主總是力圖掩飾自己的短處，蒙蔽視聽。像隋煬帝，他自以為是，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，又拒絕別人的意見，這樣就再也沒有人敢于直言不諱了。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，或許這算不上什么大罪過。商代的時候，箕子假裝發(fā)瘋來保全自己，孔子還評價他仁義。后來隋煬帝被殺，虞世基難道就該一同去死嗎？”杜如晦說：“君主身邊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輔佐，雖然自己治國無道，也不會失去天下。孔子曾經(jīng)贊揚過忠臣史魚，說：‘衛(wèi)國的大夫史魚真耿直啊，國家有道義的時候他直言進諫，國家失去道義了，他還以死相諫。’虞世基怎么能因為隋煬帝無道，不接受忠言，就閉口不提意見呢。他身居要職，卻茍且偷生，不肯辭官隱退，這和箕子裝瘋離去，是不能相提并論的。過去晉惠帝的皇后賈后要廢掉愍懷太子，司空張華非但不據(jù)理力爭，反而阿諛順應(yīng)賈后，茍全性命。直到趙王倫起兵廢掉賈后，派使者捉拿張華時，張華說：‘賈后廢太子的時候，我不是不想阻止，只是怕賈后不會采納我的意見。’使者說：‘太子沒有罪卻被廢掉，你貴為三公，怎么不站出來說話？即使你的意見不被接受，你又為什么不辭退歸隱呢？’張華無言以對，于是他被斬殺，株連三族。古人說得好：‘危難卻不扶持，傾倒卻不支撐，用這樣的宰相有什么用呢？’所以君子雖然面臨危難卻依然能堅守節(jié)操。身居高位的張華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節(jié)操，而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君臣之間的正常關(guān)系已經(jīng)不復存在。同樣虞世基身為宰相，在該進言的時候卻保持沉默，他的確該死啊！”唐太宗聽后很贊同杜如晦的觀點，說：“你說得對。君主必須有忠臣輔佐，才能夠自身平安，國家太平。隋煬帝難道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忠臣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，才使得罪惡和災(zāi)禍越來越大而導致滅亡的嗎？如果國君行為不當，臣下又不盡職，只知道阿諛奉承，茍全性命，凡事只知道說好，那么這樣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，臣子就是阿諛的臣子。君主昏庸，臣子阿諛，那么距離國家的滅亡就為期不遠了。現(xiàn)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，恪盡職守，戮力同心，共同成就一番功業(yè)。你們一定要盡到自己的責任，及時地指出并糾正我的過失，我們君臣之間切不可因為開誠布公，指出彼此的過錯而相互誤會和怨恨。”

　　貞觀三年，唐太宗對司空裴寂說：“近來有人上書奏事，條數(shù)很多，我都貼到臥室的墻壁上，出入時看看想想。之所以要這么孜孜不倦，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。我每當一想到治國大事，有時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覺。我也希望你們用心不倦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”

　　貞觀五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：“自古以來，帝王大都由著自己的性子高興或發(fā)怒。高興的時候就胡亂賞賜，功過不分；發(fā)怒時就任意殺戮，是非不明。天下大亂，一般都是因為肆意妄為造成的。因此我非常警覺，無論白天黑夜，無不銘刻在心，希望各位大臣永遠都能夠?qū)ξ业娜秉c大膽地提出批評。同時，你們也應(yīng)當接受別人的批評意見。切不可因為別人的意見和自己不一致就不承認、不采納。如果一個人不接受別人的批評，那他又怎么能去批評別人呢？”

　　貞觀六年，唐太宗因為御史大夫韋挺、中書侍郎杜正倫、秘書少監(jiān)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，召見時對他們說：“我曾把從古以來臣子盡忠的事跡一一看過，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，自然就能夠誠心規(guī)諫，但如像關(guān)龍逢、比干那樣的處境，就不免身遭殺戮株連家人。做君主不容易，做臣子也難。我又聽說龍可以馴養(yǎng)得聽話，但喉下有逆鱗。你們就敢于犯逆鱗，各自進上奏書。常能這樣，我難道還怕宗廟社稷會傾覆！每想到你們一片忠心，一刻也不能忘懷，所以設(shè)宴共享歡樂。”還給每人賞賜了數(shù)量不等的絹。

　　太常卿韋挺曾經(jīng)上書唐太宗，指出他治理國家的功勞與過失。太宗寫了一道詔書送給他說：“你所呈上的意見極其珍貴，里面的言辭和道理都值得稱道，我對此感到十分欣慰。春秋時齊國發(fā)生內(nèi)亂，管仲的箭曾射中齊桓公；晉國蒲城的爭斗，勃鞮曾用劍斬斷晉文公的衣袖。但齊桓公重用管仲，沒有猜疑；晉文公對待勃鞮仍一視同仁，沒有什么差別。這是臣子心懷坦誠，為他們的君主效勞。你的忠誠，從行文中就可以看出來。如果你能一直像這樣實事求是，剛正不阿，那么你的好名聲就可以永遠保全了。如果你在這方面懈怠了，那將是多么可惜呀。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終地做后人的表率。這可以使后來的人看今天所發(fā)生的事，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發(fā)生的事一樣，這難道不是很好嗎？我過去沒有聽說過我所犯下了哪些過錯，也沒看見我所做過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，這些功績都是依靠你們這些忠信、誠實的人的結(jié)果。你們不斷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，用來告誡提醒我，豐富我治國的思想，如果僅僅依靠我個人的能力，哪里值得一提呢！”

　　貞觀八年，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：“我每當無事靜坐，就自我反省。常常害怕對上不能使上天稱心如意，對下被百姓所怨恨。只想得到正直忠誠的人匡救勸諫，好讓我的視聽能和外邊相通，使下面沒有積怨。此外近來見到來奏事的人，常顯得心懷恐懼，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。平時奏事，情況尚且如此，何況要折面諫諍，必然害怕觸犯逆鱗。所以每當有人諫諍時，縱然不合我的心意，我也不見怪。假如立刻發(fā)怒斥責，恐怕人人心懷恐懼，豈敢再說話！”

　　貞觀十五年，唐太宗問魏徵：“近來朝臣都不議論政事，這是為什么？”魏徵回答說：“陛下虛心納諫，本來應(yīng)當有話說。然而古人說過：‘不被信任的人勸諫，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；已被信任而不勸諫，就叫做尸祿。’但是人的才能氣度，各有不同：膽小怕事的人，心存忠直而不能進諫；被疏遠的人，怕不信任而無法進諫；貪戀祿位的人，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進諫。所以大家沉默不言，應(yīng)付著混日子。”太宗說：“這些現(xiàn)象確實像你所說。我常想，人臣要勸諫，動輒害怕有死亡之禍，這和赴鼎鑊被烹殺、冒刀劍被斬殺又有什么兩樣？因此忠貞的臣子，并非不想竭盡忠誠，竭盡忠誠實在太難了。所以夏禹聽了好的意見要拜謝，豈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。我如今敞開胸懷，接受諫諍，你們無須因為害怕而不敢把想說的話說出口。”

　　貞觀十六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：“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，但要做到實在困難。這像會寫作的文士、有技巧的工匠，都自夸自己有本領(lǐng)，別人比不上。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、工匠來評量指責，雜亂無章的文辭和拙劣的技藝就會顯現(xiàn)出來。這樣說來，君主須有匡救諫諍的臣子，來指出過錯。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事情，若單靠一個人來了解判斷，即使再辛苦勞累，怎能把每件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呢？我常想念魏徵遇到問題時隨事諫諍匡正，多次切中我的過失，這好像用明鏡來照形體，美與丑都會顯現(xiàn)出來。”因而舉起杯子給房玄齡等幾位敬酒，勉勵他們也應(yīng)這樣做。

　　貞觀十七年，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說：“從前虞舜制作漆器，夏禹雕飾祭器，當時勸諫的有十多人。飲食器皿一類的小事，何必苦諫？”褚遂良回答說：“從事精雕細琢會妨害農(nóng)耕，編織五顏六色的彩帶會妨礙婦女的正常事務(wù)。首創(chuàng)奢侈淫逸，就是危亡的開端。有了漆器不滿足，必然要用黃金來做。有了金器還不滿足，必然要用玉石來做。所以諫諍之臣必須在事情的開端就進諫，等到已做完再勸諫也不起作用了。”太宗說：“你講得很對，我所做的事情，如有不當，不論是在剛開始，或者是將做完，都應(yīng)當及時進諫。近來我翻閱前朝史書的記載，有時臣下進諫，君主就回答說‘已經(jīng)做了’，或者說‘已經(jīng)同意做了’，終究不肯停止改正。這樣下去危亡的災(zāi)禍在一反手之間就會到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