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譯

　　貞觀初年，唐太宗從容地對身邊的大臣們說：“周武王平定了商紂王之亂，取得了天下；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，就吞并了六國。他們?nèi)〉锰煜聸]有什么不同，為什么國運長短如此懸殊呢？”尚書右仆射蕭瑀回答說：“商紂王暴虐無道，天下的人都痛恨他，所以八百諸侯不約而同地來與周武王會師，討伐紂王。周朝雖然衰微，六國無罪，秦國完全是倚仗智詐暴力，像蠶吃桑葉一樣，逐漸吞并諸侯的。雖然同是平定天下，人們對待他們的態(tài)度卻不一樣。”太宗說：“這樣的說法不對，周滅殷以后，努力推行仁義；秦國達到目的以后，卻一味地施行欺詐和暴力，它們不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別，而且守護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。國運之所以有長有短，道理大概就在這里吧！”

　　貞觀二年（628），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：“隋朝開皇十四年遇到大旱，百姓大多忍饑挨餓。當(dāng)時國家糧倉貯存甚豐，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糧食拯濟災(zāi)民，下令讓老百姓自己想辦法。隋文帝不愛惜百姓卻吝惜糧食，到了隋朝末年，糧倉貯存的糧食，足夠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煬帝繼承父業(yè)，依仗國家富庶，所以揮霍無度，極盡奢侈之能事，終于國破家亡。對于國君，首要的任務(wù)在于含養(yǎng)民生，不在于充實糧倉。古人說：‘老百姓不富足，國君又怎么能夠富足呢？’只要倉庫的貯備足以對付災(zāi)年，再多貯存糧食又有什么用呢？國君的后代如果賢明，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，如果他昏庸，即使糧食滿倉，也只是助長他奢侈浪費的習(xí)氣而已，這是國家危亡的原因。”

　　貞觀五年（631），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：“上天給善人降福、給壞人降禍，事必報應(yīng)。當(dāng)年突厥的啟民可汗失國南奔，隋文帝不惜粟帛錢財，動員了大批兵士守衛(wèi)安置，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。不久突厥富強了，啟民可汗的子孫卻不想報答恩德。到始畢可汗時，就起兵把隋煬帝圍困在雁門關(guān)。等到隋朝大亂，又恃強深入，致使當(dāng)年幫助啟民可汗安家立國的隋朝官員自身和子孫，都遭到頡利可汗兄弟的屠殺。如今頡利可汗破滅了，難道不是忘恩負義的下場嗎？”大臣們都說：“確實像陛下所說的那樣。”

　　貞觀九年（635），北方突厥歸順的人奏疏說：“突厥境內(nèi)連降大雪，百姓饑荒，羊和馬都死了。住在那里的漢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賊，民情非常動蕩。”太宗對侍臣們說：“觀察古代的君主，實行仁義、任用賢良就能使國家得以治理；施行暴政、任用小人國家就會敗亡。突厥所信任的人，和我們大家所看到的，根本沒有忠誠正直的可取之處。首領(lǐng)頡利又不關(guān)心百姓，恣意妄為，我用人情世故來分析，他又怎么可能長久呢？”魏徵進言說：“從前魏文侯詢問李克：‘諸侯之中誰會最先滅亡？’李克回答：‘吳國先滅亡。’魏文侯問：‘為什么呢？’李克說：‘屢戰(zhàn)屢勝，經(jīng)常勝利就會驕傲，而經(jīng)常發(fā)動戰(zhàn)爭就會使民生疲弊，不滅亡還等什么呢？’頡利趁著中原大亂，就依仗自己兵強馬壯入侵中原，到今天還不想息戰(zhàn)，這就是他必然滅亡的道路。”太宗對此非常贊同。

　　貞觀九年，唐太宗對魏徵說：“近來我讀北周、北齊的史書，發(fā)現(xiàn)末代亡國的君主，所從事的壞事多數(shù)都很類似。齊主高緯非常奢侈，府庫所藏，幾乎都被他揮霍光了，以至于關(guān)隘市集，沒有哪一處不征收賦稅的。我常說，這就像嘴饞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樣，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。君主不停地征斂賦稅，百姓既已疲弊，他們的君主也就滅亡了，齊主就是這樣的人。然而后周天元皇帝與齊主相比較，誰優(yōu)誰劣呢？”魏徵回答說：“這兩個君主雖然同樣亡國，他們的做法還是有所區(qū)別。齊主懦弱，朝廷政令不一，國家沒有綱紀，以至滅亡。天元帝生性兇悍好強，作威作福獨斷專行，國家的滅亡，都由他一手造成的。從這方面來看，齊后主要劣一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