賞析

　　詩的前半部分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，寫得有聲有色，情感激昂，極具現(xiàn)實意味，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(jīng)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，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(xiàn)實內(nèi)蘊和情感深度。詩作中的“一心在陳力”數(shù)語豈不正是詩人對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際的表白？如果再聯(lián)系到革新派首領(lǐng)王叔文被賜死，成員王伾、凌準相繼貶死的事件，那么，此處對三良殉死的詠嘆，又何嘗不可看作是對王叔文等慘死的悲悼？

　　更進一步，秦穆公以三良為殉一事在歷史上是頗受非議的，但詩人自有看法，一方面，曰“明后”，曰“恩義皎如霜”，曰“生時亮同體，死沒寧分張”，大大表現(xiàn)出君主之賢明與君臣關(guān)系之密切，似乎是情之所致；另一方面，又鄭重指出：“殉死禮所非，況乃用其良？”，用“禮”為標準，肯定秦穆公的非禮。詩人進一步引用《左傳》宣公十五年所載魏武子卒，遺命令嬖妾殉死，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，說道：“疾病命固亂，魏氏言有章”。從而樹起一塊標牌。孰是孰非一目了然。指出康公應像魏武子之子那樣去做，可是，康公不僅沒有這樣做，堅持了“禮所非”的殉葬制度，而且所殉之人竟是“良”，這豈不是罪上加罪？庸上加昏？因而詩人對此行徑不能不義憤填膺，以至公開宣稱“從邪陷厥父，吾欲討彼狂”這話還只是就史論史之言，實際上，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單純的詠史層面，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現(xiàn)實了。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(805年)被貶來永州，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，為國效力，而憲宗執(zhí)位(806年)后，仍信讒貶賢，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，這不能不使柳宗元感到失望、迷茫和郁憤。他欲討伐康公，實乃鞭撻諷喻憲宗；他為穆公開脫，實欲為順宗張目；他稱贊三良與穆公的生時同體，死不分張，實指王叔文等與順宗同歸于盡，借以慰藉忠魂；他詠嘆三良的冤枉而死，實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劇命運，借以抒發(fā)自己的孤憤情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