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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習之所寫的《 答朱載言書》 ，論述寫文章最為明白、周到詳盡。他在這篇文章中說：“《 詩經》 、《 書經》 、《 禮記》 、《 樂經》、《 易》 、《 春秋》 六經，立意用語，各有特點，富于創(chuàng)造，不相互仿效引用。所以在讀《 春秋》 的時候，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《 詩經》 的。在讀《 詩經》 的時候，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《 易經》 的，在讀《 易經》 的時候，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《 書經》 的。甚至，在讀月屈原、莊周的著作的時候，也見不到其中有引用《 六經》 的。譬如高山，有泰山、華山、嵩山、衡山，它們共同的一點是高大，至于說山上草木的茂盛如何，則是不完全相同的，又如河川，有濟水、淮河、黃河、長江，它們共同的一點是從發(fā)源地流出，一歸于大海，至于說河道的曲直，河水是深是淺，則是不完全相同的。現(xiàn)在評論文章，有六種說法．有崇尚奇特的人說，文章語言詞句，要奇特驚險；有喜好辨論的人說，文章敘事論理，要通順流暢；有拘泥時尚的人說，文章必須講求對仗；有厭惡時尚的人說，文章不應當講求對仗；喜愛難的人說，主張文章應當難，而不應當淺顯；喜愛容易的人則說，文童應當通順不應當難。這六種情形，都是由于人的情感喜怒愛好不同，未曾涉及文章的主題總旨，有的文章義理說得浮淺不透徹，但是詞句離奇華美，像《 劇秦美新》 、王褒的《 僮約》 ，便是如此。有的文章講道理講得好，但是不注意修辭，語句粗劣，如王通的《 中說》 、俗傳《 太公家教》 ，便是如此。古時候的人，能夠在語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，但不大明白其詞是對仗還是不對仗，是易還是難。‘憂心悄悄，慍于群小’，是不對仗。‘遘閔既多，受侮不少’，是對仗。‘朕堲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’，‘菀彼桑柔，其下候旬，捋采其劉’，是容易。而‘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’”, ‘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’, 是不容易。自從《 六經》 出現(xiàn)之后，百家之言紛紛興起，老耽、列子、莊子，以至于劉向、揚雄，在文壇上都自成一家，學習寫文章的人，紛紛以他們?yōu)閹煛Ｓ纱丝梢姡械奈恼码m然道理講得很深，說理亦恰當，但是語言文字不好，不能成為好文章，亦不能傳之于世。”李習之關于文章的論述，大致是這樣，作為后學，應當注意他的這些論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