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解

　　戰(zhàn)國和春秋一樣，全中國仍處于分裂割據狀態(tài)，但趨勢是通過兼并戰(zhàn)爭而逐步走向統(tǒng)一。春秋時全華夏共有一百多個國家，經過不斷兼并，到戰(zhàn)國初年，只剩下十幾國。大國有秦、楚、韓、趙、魏、齊、燕七國，即有名的“戰(zhàn)國七雄”。除七雄外，越在戰(zhàn)國初也曾稱雄一時，但不久即走向衰亡。小國有周、宋、衛(wèi)、中山、魯、滕、鄒、費等，后來都先后被七國所吞并。與七雄相毗鄰的還有不少少數民族，北面和西北有林胡、樓煩、東胡、匈奴、儀渠，南面有巴蜀和閩、越，至秦統(tǒng)一，已多與漢民族融合。

　　孟子即在此時接受了孔子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思想，并帶著這些思想游歷各國，希望各國能推行“仁”道、王道，尋求最佳行為方式，減少戰(zhàn)爭，使人民能安居樂業(yè)。本節(jié)是他去見梁惠王的一次談話。作為七雄之一的魏國國君，梁惠王關心的是如何有利于他的國家，然而孟子卻不是這樣認為，既然有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系和尋求最佳的行為方式，那為什么不去尋求最佳的行為方式與其他人、其它國家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系呢？如果尋求到最佳行為方式，如果能與其他人其它國家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系，利益不也是就在其中了嗎？！所以孟子說，有“仁、義”也就夠了。

　　因此，孟子認為，上下交相征求利益，那么，國家就有危險了。因為利益這個問題，有短期利益，亦有長期利益，如果能尋求到最佳行為方式，與他人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系，就能夠得到別人的幫助，而得到別人的幫助，也就有利益了。如果僅僅是追求短期利益，或是看得到的那一點點利益，就不會尋求最佳行為方式，就會采取強行搶、奪的手段，就會引起相互間的戰(zhàn)爭。而戰(zhàn)爭的發(fā)展和持續(xù)，只會導致國家力量的衰弱，從而導致國家的消亡。當然，強有力的武裝力量會搶奪到所需要的財富，但那只是短暫的，不可能有可持續(xù)性的發(fā)展，所以孟子認為是不可取的。如果最后才尋求最佳行為方式而先講利益，那么不奪取到全部是不會滿足的。而如果奪取到后再來尋求最佳行為方式，那也就失去相互間的信任。而失去信任之后，也就無法與他人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系了。

　　因為，既然是能與人相互親愛的人，那肯定對他的親人更是相互親愛的；既然是有最佳行為方式的人，那么他的行為方式首先就是尊敬他的國君。這是人之常情。

　　因此孟子認為，就只講尋求最佳行為方式與人建立相互親愛的關系就行了，何必講什么利益呢？這句話其實都是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，如果我們只求有利于，或是有利益，我們就就不能尋求到最佳行為方式，也不能做到與人相互親愛。因為在與人們相處時，往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而幫助和成全他人，損己利人。如果是損人利己，那也就不是最佳行為方式了。

　　在《論語?子罕》中有這么一個記載：“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”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孔子很少談論到利益與命運和與人相互親愛的關系。利，用現代觀念來看就是利益、利潤、錢財，但古代談利，也包含有利害關系之意。從《周易》來看，許多講到利的詞語，都是利于或不利于之意。也就是利害關系的意思。利害關系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一種行為方式，也就是說，人們面對每一個選擇時，都要考慮是否與自己有利害關系。這種利害關系也可以稱為現代的價值觀。也就是《論語?里仁》篇里子游所說的“事君數”的問題。現代人動不動就拿自己的言行來與社會商品比較，看自己的言行有沒有價值。也就是說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況下，用社會商品的價值來判斷自己的言談舉止，以確定劃得來劃不來，以確定自己是否繼續(xù)或停止行動。依照孔子的意見，人與人之間是存在有利害關系的，但孔子所提倡的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中的“義”，即是要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中尋求最佳的行為方式。這個最佳的行為方式就是尋求一種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。孔子既然講了“義”，當然也就很少去說明這種利害關系了。至于命運，孔子也沒有多講，但孔子在談論到“天”之類的問題時，已經明確表示過，“天”是有一定規(guī)律的，人的一生也是有規(guī)律的，都有從初生、幼兒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而死亡的過程。既然有這么一個過程，何必多講它呢？人生在世，為的是尋求一個最佳的生存空間，活得快樂愉悅。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人們就必須要學習，多學而且不斷調節(jié)自己，以適應不同的生存環(huán)境，然后通過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施行，而達人生最終目標。所以，孔子在利害關系與人的命運和與人相互親愛的問題上沒有多加分辨，是因為你只要真正弄懂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原則，盡力去施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精神，人與人之間也就很少有所謂的利害關系了。也就是說，在尋求與人相互親愛的過程中找到一種最佳的行為方式，也就沒有利害關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