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解

　　與鄰國相交也就是與別人交朋友，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為了求得和睦相處，大家都平安無事。因此，只有能愛民的國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，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，安于天命的人能保護天下，敬畏天命的人能保護國家。其實這就是最佳行為方式之意。在這個問題上，老子曾經(jīng)討論過，“故大邦以下小邦，則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則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邦不過欲兼畜人，小邦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為下。”這個意思是說，所以大的邦國以謙下對待小邦國，則能夠取得小邦國的信任；小邦國以謙下對待大邦國，則能夠取得大邦國的信任。或者是以謙下取得信任，或者是以謙下而被信任。大的邦國不過是想兼顧養(yǎng)育人民，小的邦國不過是想加入并侍奉大國。這樣大國小國都滿足了自己的愿望，但大邦國還是宜為謙下。而大的邦國之所以能成其大，是因為人民眾多。之所以人民眾多，是因為人民都信任其統(tǒng)治者的政策，因此愿意到這個大國來定居。所以，一個國家的政策好壞，常常決定著國家的前途命運。因此大國在擁有了眾多的人民后，更應該以謙下的態(tài)度來對待人民，來對待小國。

　　所以孟子舉了《詩經(jīng)》所說的例子，敬畏上天的威嚴，于什么時候都能保護之。為什么要敬畏天命呢？天命又是什么東西呢？孟子在這里沒有說明，但我曾在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中有過探討，天命就是天道的規(guī)律，人生的道路是要服從上天的道路的，一年有四季，有365天，一天有十二個時辰，二十四小時，地球圍繞著太陽自轉(zhuǎn)、公轉(zhuǎn)，這都是天道。作為地球人，非服從這個天道的規(guī)律不可，除非你跳出地球。知道了天道的規(guī)律，從而才可以知道人道的規(guī)律；知道了人道的規(guī)律，才可以“為政”，也就是才能真正懂得統(tǒng)治人民的規(guī)律和決竅，也才能選擇到最佳行為方式。

　　但是齊宣王避開天命這個話題，轉(zhuǎn)而談“勇”，這與梁襄王一樣，都是崇尚以武力解決問題。所以孟子只好又舉了周文王、武王的例子，文、武王不勇嗎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他們倆人有過人的武功嗎？有過人的勇力嗎？沒有！他們都是以“愛民”為中心，才取得天下的。所以孟子勸告齊宣王，如果也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只有先“愛民”，有了“愛民”的勇氣，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因此，老百姓惟恐君主沒有“愛民”的勇氣。私有制的畸形發(fā)展使得人們的正常的生存欲望變成了貪求、貪婪、貪戀之貪欲，而為了貪欲的滿足，人們就會訴諸武力來進行侵略、掠奪、剝削。在孟子生活的春秋時期，擁有勇力、武力的人也就等于擁有了權勢與財富。而人民受此“好勇疾貧”的影響，貪欲也逐漸增強，也就成了社會混亂的根源。既然人人都在為著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訴諸武力，那么，人與人之間就會缺少相互親愛的情感而彼此憎恨，憎恨之過份，則也會因情感問題而導致社會的混亂。社會越混亂，為了人們自己生存的需要，人與人之間也就越缺乏相互親愛的精神。所以，孟子認為，欲望，尤其是過度的欲望的滿足的需要，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而在“愛民”中，孟子所說的是，由一個人來衡量、評定天下的是非是不可以的，因為，個人的看法只能代表個人，不能代表全體人民。而全體人民都是反對以武力奪取天下的。只有使人民安居樂業(yè)的意愿，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心愿。

　　孟子在這里總結了商湯、周文、武王的“仁、智、勇”三種品德，只有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兼?zhèn)涞娜水斦拍芏沤^匹夫之勇。所以，邦交之道，交友之道，實際上也就是“愛民”之道。用孟子的這些思想來指導我們現(xiàn)代工作，也是很有現(xiàn)實意義的，國與國之間，企業(yè)與企業(yè)之間，如果用仁愛以大事小，用智慧以小事大，“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”，杜絕匹夫之勇，難道不能做強做大嗎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