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譯

　　儒者解釋五經(jīng)，大多不符合五經(jīng)的真實情況。先前的儒者不見它的來龍去脈，憑空編造許多虛妄之說。后來的儒者迷信前輩老師的說法，遵循舊有的解釋，把那些辭語背得滾瓜爛熟。如果追隨某一學(xué)派有了點名氣，就急于當老師教人，及早做官，迫切地爭著往上爬，沒有時間集中精力用心鉆研，以考訂核實五經(jīng)的本來面目。所以虛妄之說流傳不絕，真實面目被埋沒而不被發(fā)現(xiàn)，五經(jīng)全都失去了它真實的面目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中所記載的史事比較容易弄清，只要對有關(guān)五經(jīng)題目方面的各種淺陋說法略加糾正，便可以弄清有關(guān)經(jīng)書內(nèi)容方面的微妙解說。

　　解說《尚書》的人，有人認為它有一百零二篇，后來遇到秦朝焚燒《詩》、《書》，遺存下來的只有二十九篇。說秦朝焚燒《詩》、《書》是對的，說《尚書》本來就有一百零兩篇就錯了。《尚書》本來有一百篇，是孔子用來傳授學(xué)生的。遇上秦朝采納李斯的建議，焚燒五經(jīng)，濟南郡的伏生抱著一百篇的《尚書》隱藏在山中。漢文帝時，開始設(shè)立博士官傳授《尚書》。伏生從山中出來以后，漢文帝派晁錯去跟伏生學(xué)習(xí)《尚書》二十余篇。伏生年老死去，《尚書》因此殘缺不全。晁錯將《尚書》傳授于倪寬。到漢宣帝時，河內(nèi)郡的女子拆舊房子，得到失傳的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尚書》各一篇，把它們呈奏給朝廷。漢宣帝交給博士們傳閱，這以后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尚書》又各增加了一篇，而《尚書》二十九篇才確定下來了。到漢景帝的時候，魯共王拆毀孔子的教授堂來修建宮殿，在墻壁中得到了百篇《尚書》。漢武帝派使臣去取來看，沒有誰能讀懂，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宮中，外間不能得見它。到漢成帝時，征求能治古文《尚書》的學(xué)者。東海郡的張霸根據(jù)百篇《尚書》的序言，憑空編造出一百零兩篇本的《尚書》，把它獻給漢成帝。漢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《尚書》來校對百兩篇本全都不相符合，于是把張霸交給司法官吏去審問治罪。司法官吏上報張霸的罪當判死刑，漢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沒殺他，又愛惜他的著述而沒銷毀它。所以一百零兩篇本的《尚書》流傳在世間，傳閱見到它的人就說《尚書》本來有一百零兩篇了。

　　有人說秦朝焚燒詩書，燒的是解釋《詩經(jīng)》的著作，《詩經(jīng)》本文并沒有被燒毀。《詩經(jīng)》被燒掉的正是它的詩本身。“書”，是五經(jīng)的總名稱。傳上說：“男子不讀經(jīng)書，就會產(chǎn)生游手好閑不務(wù)正業(yè)的思想。”子路讓子羔去費地做縣宰，孔子說：“這簡直是害人子弟。”子路說：“費地有老百姓，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，為什么只有讀書才叫學(xué)習(xí)呢？”這些都證明五經(jīng)的總名叫“書”。傳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燒詩書的起因，所以不了解燒書的實際情況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，在咸陽宮設(shè)酒宴，七十個博士上前為秦始皇敬酒祝壽。仆射周青臣進前稱頌秦始皇。齊人淳于越進諫，認為秦始皇不封賜子弟，終有一天會出現(xiàn)像田常、六卿爭權(quán)那樣的禍亂，就無法挽救，譏諷周青臣的稱頌，稱之為阿諛奉承。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議論交給丞相府去評議，丞相李斯認為淳于越的建議不能采用，因此說諸生的議論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與混亂，就命令史官將五經(jīng)全部燒掉，有敢于私藏詩書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，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經(jīng)。可見五經(jīng)都燒了，不光是燒掉了解釋《詩經(jīng)》的書籍。傳聞的人相信了只燒“詩家之書”的說法，看到焚書令中的“詩書”二字，就認為燒的只是解釋《詩經(jīng)》的書籍了。

　　傳授的人也許知道《尚書》被秦朝所焚燒，而認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當時已經(jīng)亡失沒有被燒掉的部分。真像這種說法的話，《尚書》二十九篇，就是秦焚書后的剩余了。七十一篇被燒成了炭灰，為什么二十九篇唯獨會遺留下來呢？伏生年紀大了，晁錯跟他學(xué)習(xí)《尚書》時，恰好學(xué)得二十多篇，伏生死了，所以唯獨二十九篇出現(xiàn)在世間，而七十一篇亡失了。本來亡失的是七十一篇，反而說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。

　　有人說《尚書》的二十九篇，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。四七二十八篇，另外那一篇說成是效法北斗星，所以有二十九篇。《尚書》在秦朝滅絕，其中存在能見到的有二十九篇，怎么談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數(shù)呢？漢宣帝時，得到散失了的《尚書》和《易》、《禮》各一篇，《禮》、《易》的篇數(shù)也才補足，又哪會有所效法呢？根據(jù)百篇《尚書》的序言，缺遺的有七十一篇，單單為二十九篇編造效法星宿的說法，怎么行呢？有人解釋說：“孔子另外選了二十九篇，唯獨二十九篇有所效法。”這大概是一般讀書人的解釋，不一定是傳記上的明文。二十九篇殘缺不全，就有傳授它的人，根據(jù)這個不完整的篇數(shù)，編造出效法星宿的說法，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，又違背了古今的事實。經(jīng)書有篇數(shù)，就像有章節(jié)句讀一樣；有章節(jié)句讀，就像有文字一樣。文字具有一定的意義以構(gòu)成句子，句子具有一定的數(shù)目以構(gòu)成章節(jié)，章節(jié)具有一定的體例以綴結(jié)成篇。篇就是章節(jié)句讀的結(jié)合。說篇數(shù)有所效法，這就是說章節(jié)句讀也有所效法了。《詩經(jīng)》古時候也有幾千篇，孔子刪去重復(fù)的篇數(shù)，訂正而保存下三百篇，如同《尚書》只有二十九篇一樣。說《尚書》二十九篇有所效法，這就是說《詩經(jīng)》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。

　　有人解釋《春秋》，說是效法每年十二個月的。《春秋》按魯國十二公編年紀事，如同《尚書》有一百篇一樣，一百篇無所效法，十二公怎么會有所效法呢？解釋《春秋》的人說：“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，‘人道’周全，‘王道’完備，表彰好的，譴責(zé)壞的，整頓亂世，使它返回正道，沒有比得上《春秋》的。”如此說來，通過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，為人之道和治國之道正好全部講透了。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萬二千人，就完全可以攻伐敵寇，橫行天下了，有令即行動有禁即停止，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東西。孔子編寫《春秋》，只記載了魯國十二公，正像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樣；將士有一萬二千人，正像《春秋》紀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樣。六師一萬二千人，就完全可以組成一國的軍隊，那么孔子通過《春秋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紀事，也完全可以闡明自己的道理了。論說此事的人喜歡把道理說得神乎其神，把意義夸大得毫無邊際，認為不這樣做就會遭受禍殃，所以經(jīng)傳的篇數(shù)，都被說成是有所效法的了。考訂核實根本，評論那些文章的含義，孔子編寫《春秋》和那些賢人寫書，并沒有什么不同。所以圣人寫經(jīng)，賢人寫書，意義和道理講盡了，文辭完備了，就構(gòu)成了篇。他們編寫一篇，就把同一個種類的內(nèi)容歸在一起，把章節(jié)互相連接起來。如果種類不同，論說不一樣，就另外寫成一篇。意義不同文章就不同，事情改變了篇目也就更換了，根據(jù)事情的意義來寫作，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？

　　有人解釋《春秋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，認為上壽九十年，中壽八十年，下壽七十年，孔子是根據(jù)中壽年數(shù)的三代而作《春秋》的，三八二十四，所以是二百四十年。又解釋說這是漢朝享國年數(shù)的一半。又解釋說這二百四十二年，為人之道周全，君王治國之道完備。如果根據(jù)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(shù)的這個說法正確，那么所謂把“人道”、“王道”講透的說法就不對了；如果說所謂把“人道”、“王道”講透的說法正確，那么根據(jù)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(shù)的說法就錯了。二者互相沖突而想確定它的含義，圣人的本意又怎么來確定呢？凡是記載事情而標明年月日的，是為了記得詳盡以表示對事情的重視。《洪范》用五紀、歲、月、日、星，是記錄事情的文字，不是效法模仿的說法。《春秋》記載魯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數(shù)，總共有二百四十二年，這些就成了確立中壽三世說的根據(jù)了。實際上，孔子記載魯國十二公的歷史，是認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闡明“王道”。根據(jù)中壽三世的說法，而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國年數(shù)才湊足的。如果根據(jù)記載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闡明“王道”，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為了湊足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才出現(xiàn)的。如果根據(jù)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，取三八二十四之數(shù)，二百四十年就行了，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？解釋的人又說：“這是想要配合魯隱公紀元的開始。不多取二年，那么隱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記載在經(jīng)書里了。”如果《春秋》本來是根據(jù)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而作的，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端呢？必須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始，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備為根據(jù)，根據(jù)中壽三世年數(shù)的說法不再適用了。假如隱公享國五十年，是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都記載下來呢？還是從中間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(shù)呢？如果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全記載下來，那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(shù)就從中間被割斷了。如果從中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，那么隱公紀元的開始又不符合了，怎么能行呢？況且年和月日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一樣罷了，它們所記載的，是同一回事。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說它是根據(jù)中壽三世的年數(shù)確定的，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數(shù)字作為根據(jù)了。年數(shù)是根據(jù)中壽三世，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據(jù)什么呢？《春秋》有年數(shù)，就同《尚書》有章一樣。用章揭示要旨，用年來記載事情。說《春秋》的年數(shù)有根據(jù)，這就是說《尚書》的章也是有所根據(jù)的了。

　　解釋《易》的人都認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，周文王把它推演為六十四卦。圣王興起，黃河中出圖，洛水中出書。伏羲稱王，《河圖》從黃河水中出現(xiàn)，這就是《易》的八卦。夏禹時得到《洛書》，書從洛水中出現(xiàn)，這就是《尚書·洪范》中的九疇。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，夏禹依據(jù)《洪范》來治理洪水。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《河圖》，夏后氏繼承了它而稱之為《連山》；歸藏氏之王得到《河圖》，殷朝繼承了它而稱之為《歸藏》；伏羲氏之王得到《河圖》，周代人繼承了它而稱之為《周易》。這種經(jīng)上的卦都是六十四個，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寫出彖辭十八章。世間傳授解釋《易》的人，說是伏羲制作八卦，如果不切實地考究《易》的本源，那就會認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。伏羲是得到八卦，并不是制作了八卦；周文王得到的已經(jīng)是現(xiàn)成的六十四卦，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。推演制作的說法，產(chǎn)生于俗傳之中。如果相信了他們的說法，就會使那些真實情況幾乎全部被抹殺而不存在了。既不知道《易》就是《河圖》，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間的是哪一家的《易》，也許是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，也許是《周易》。依據(jù)夏、殷、周三代刪減增加的禮制，有顯著的區(qū)別。如果因為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后，就說今天的《易》是《周易》，那么今天的《禮經(jīng)》也就應(yīng)該是周代的禮了。然而《周禮》的六典和現(xiàn)存的《禮經(jīng)》卻并不相符合，今天的《禮經(jīng)》不一定就是周禮，那么也應(yīng)該懷疑今天的《易》不一定就是《周易》了。但是，考察左丘明在《左傳》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辭和今天的《易》又很相符合，據(jù)此，今天的《易》大概就是《周易》了。

　　解釋《禮》的人都知道《禮》，今天的《禮經(jīng)》是哪個朝代的禮制呢？

　　孔子說：“殷代承襲的是夏代的禮制，其中增刪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。周代承襲的是殷代的禮制，其中增刪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。”由此說來，夏、殷、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禮制。現(xiàn)在流傳的《禮經(jīng)》是周代的禮制呢？還是夏、殷時代的禮制呢？如果認為它是周代的禮制，那么周禮有六典，而考察今天的《禮經(jīng)》，卻并不見六典。也許由于殷禮并沒有全部絕跡，而記載六典的禮書卻沒有流傳下來，世人根據(jù)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《禮經(jīng)》說成是周禮了。考察《周禮》記載的禮儀制度，與今天的《禮經(jīng)》不相符合，那么《周禮》應(yīng)該是記載六典的了。《周禮》一度失傳，就像古文《尚書》和《春秋左氏傳》一度不流傳一樣。

　　解釋《論語》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釋字義和文意，不知道《論語》原本有多少篇；僅僅知道周代以八寸為一尺，卻不知道《論語》只用一尺長的竹簡來書寫的意思。所謂《論語》，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記錄的孔子的言行，他們接受教誨需要記錄的時候很多，達到幾十幾百篇，以八寸為一尺的竹簡記錄，是為了記錄簡要，懷藏攜帶方便。因為《論語》不是作為經(jīng)書遺存下來的，而是怕忘記而作為傳文記錄下來的，所以只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來記錄，而不用寫經(jīng)書用的二尺四寸長的竹簡。漢朝興起時《論語》失傳了，到漢武帝時拆毀孔子舊宅，武帝派人取視孔子壁中的古文，得到古文《論語》二十一篇，加上齊、魯、河間的九篇，正好三十篇。到漢昭帝時讀到古文《論語》二十一篇，到漢宣帝時把古文《論語》交給太常博士。當時還說它的文字難懂，給它取名叫傳，后來改用隸書抄寫以便于傳授和誦讀。當初，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用它傳授給魯人扶卿，扶卿官至荊州刺史，才開始稱這部書為《論語》。現(xiàn)在稱為《論語》的只有二十篇，又散失了齊、魯、河間的九篇。原本有三十篇，分散遺失，有的只剩二十一篇，篇目有多有少，文字辭句有對有錯。解釋《論語》的人，僅僅知道用些瑣碎的問題來提問，用些細微的問題來責(zé)難，卻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數(shù)章目。溫習(xí)舊有的知識就能有新的體會和收獲，這就可以當老師了。現(xiàn)在不了解古代的情況，怎么能稱作老師呢？

　　孟子說：“圣王采詩的盛事廢除了，《詩》也就不作了，《詩》不作了才會寫作《春秋》。晉國的《乘》，楚國的《梼杌》，魯國的《春秋》都是同一類的史書。”《春秋》是魯國史書的別稱，跟《乘》和《梼杌》是同樣的。孔子沿襲舊有的名稱，用來稱呼《春秋》這部經(jīng)書，不一定有什么與眾不同的解釋和深奧美妙的道理。現(xiàn)在的俗儒解釋《春秋》說：“春天莊稼開始生長，秋天莊稼成熟。《春秋》這部經(jīng)書，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終，所以稱為《春秋》。”《春秋》這部經(jīng)書和《尚書》有什么不同呢？解釋《尚書》的人，認為它是上古帝王的書，有人又認為是帝王所做的事，而由臣子們記錄成書的，是根據(jù)事實而給它取的名稱，不是沒有事實根據(jù)隨心所欲而表現(xiàn)它的奇異。解釋《尚書》的人掌握了這部經(jīng)書的真實情況，解釋《春秋》的人卻違背了孔子的本意。《春秋左氏傳》記載：“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，出現(xiàn)了日食。不寫明紀日的干支，這是史官失職。”說“史官失職”這句話，大概是符合實際的。史官記錄事件，如同現(xiàn)在記錄皇帝言行的書，年月因為還比較大而不容易遺漏，日子則因為較小而容易遺忘。因為寫歷史以記載善惡為主要內(nèi)容，而不在意事情發(fā)生的具體時間。就像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穀梁傳》一樣，日月并不具體，往往是故意這樣做的。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，卻故作怪異的解釋；本來是直截了當?shù)挠涊d，卻增添了許多曲折復(fù)雜的道理，這并不是孔子的心意。《春秋》實際上也講到了冬夏的事情，書上所以不寫冬夏二字，也和不寫具體的日月一樣，同屬一回事情。

　　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，都是土地的名稱。堯以唐地的諸侯繼承帝位，舜從虞地得以顯達，禹由夏地興起，成湯由殷地而興盛，周武王憑借周地而建功立業(yè)，這都是原本他們得以興盛發(fā)達的地方，尊重根本不忘初始，所以用來作為國號，就像人有姓一樣。解釋《尚書》的人，都認為這些統(tǒng)治天下的朝代稱號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，是表示功德的名稱，包含著興盛昌隆的意義。因此說“唐”這個字的意思，是浩大無邊；“虞”這個字的意思是安樂；“夏”這個字的意思是正大；“殷”這個字的意思是適中；“周”這個字的意思是周至。堯就是功德浩大無比老百姓簡直不知道怎樣來稱贊他；舜就是天下安定歡樂；禹繼承堯舜的帝業(yè)，使道德崇高浩大，老百姓不知怎樣來稱贊他；殷就是使道德適中；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無所不至。它的立義極美，對唐堯、虞舜、夏、殷、周五代的贊頌也是夠高的了，然而卻違背了它們真正的實情，背離了它們最初的含意。以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為國號，如同秦朝以秦為國號，漢朝以漢為國號一樣。秦朝興起于秦地，漢代興起于漢中，所以國號就稱為秦、漢，如同王莽從新都侯興起，因此國號稱為新一樣。如果秦、漢兩代記載在經(jīng)傳上，這些解釋經(jīng)傳的人又會把秦、漢名稱的由來從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釋了。

　　堯年老了，尋求能夠繼承帝位的人，四岳推舉舜來繼位。堯說：“我姑且試一試看！”解釋《尚書》的人卻說：“試，就是用的意思；我姑且用他當天子。”《尚書》的文字記載是堯要舜試做天子。《尚書》的記載又說：“‘我要把女兒嫁給舜，從我的兩個女兒那里觀察他治家的情況。’所謂觀察，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讓大家來觀察，不是說堯自己觀察他。”這樣說的目的，是為了使堯、舜的形象更加高大，認為圣人互相認識已經(jīng)很清楚了，不須觀察試用，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樣，很坦然地相互信任。《尚書》上又說：“‘四方來朝的賓客都肅然恭敬，又讓舜擔(dān)任守山林的官，即使在烈風(fēng)雷雨中他也不會迷誤。’解釋經(jīng)書的人說大麓，指的是三公的位置。處在一公的位置上，卻總攬另外二公的事務(wù)，事務(wù)雖多，都處理得很好，就像在疾風(fēng)大雷雨中不迷誤一樣。”圣人的才智高，未必就互相了解。已有的事例是，舜難以識別佞人，讓皋陶陳述識別人的方法。佞人難于看清，圣人也難以識別。堯的才能，如同舜的智慧一樣。舜識別佞人的能力，就如同堯識別圣人的能力一個樣。堯聽說舜是賢人，四岳推舉他，心里知道他很杰出，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國家的才能，所以說：“我姑且試一試看！”在職責(zé)上測試他，把女兒嫁給他，觀察他處理夫妻關(guān)系的方法，職事治理得很好而沒有荒廢，夫道正而不邪。又讓他進入深山老林，從而觀察他圣明之處，遇上烈風(fēng)疾雨，他始終不會迷惑。堯才知道他圣明，把天下傳授給他。《尚書》上用的字是“觀”字和“試”字，是說觀試舜的才能。解釋《尚書》的人把它們當作比喻和渲染的字，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，滅絕而不復(fù)遺存；事實被歪曲而失去原意，使得不真實的解釋久傳而不斷絕。那些編造的解釋的流傳，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。后輩精明的人，只是想能夠解釋經(jīng)書，根本不考察史實，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，也只是用古人的說法來對照，追隨陳舊的解釋罷了，重復(fù)這類文字，把它當作解釋的根據(jù)。解釋經(jīng)書的文字不可相信，五經(jīng)中多有失實的說法。從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中已有的事例和現(xiàn)存的文字，明顯地可以見到，因此單對它們略微作一番評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