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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的人問：“賢圣不寫沒有目的性的文章，寫書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。

　　上至孔子、墨子這類人，下至荀子、孟子這些人，為教誨訓導后人一定寫有文章留下來，這是為的什么呢？”

　　回答說：圣人寫經，賢人寫傳記，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，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復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。考察《六略》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，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跡的，阻止橫行放縱的。驅使游手好閑的，希望有利于引導人們向善，回歸到正道上來。孔子之所以寫《春秋》，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。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，貶斥極細小的惡行，整頓亂世，使它返回正道，倫理道德周全，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備，用以矯正奢侈輕薄風俗的制度，規(guī)定得極為完備詳盡。河堤決了口而不修筑，就有洪水泛濫的災害；網破了洞而不織補，就有野獸奔逃出來的危險。所以周代的禮制不敗壞，周代的老百姓就不會浮華輕薄；老百姓不浮華輕薄，孔子就不會著《春秋》。如果楊朱、墨翟的學說沒有搞亂經傳的本義，那么孟子也就不會著書了；如果韓國不弱小，法度沒有廢壞，那么韓非也就不著書了；漢高祖不爭論得天下的道理，使用武力的主張沒有轉變，那么陸賈的《新語》就不會寫出來了；各種事情的記載如果不失實，各種觀點如果不壞亂，那么桓譚的《新論》就沒有寫作的緣起了。所以賢圣們著書，引用事實不憑空編造，言必有據而不胡亂編寫。寫的東西有益于教化，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，所以漢代設立了蘭臺官吏，校勘審定其中的書籍，考訂書中的文字。董仲舒寫的天人感應、災異迷信的書，大多講的是災異的出現是政治敗壞造成的，書寫完備以后，就呈獻給漢朝廷。主父偃痛恨他，就誣告這部書。漢武帝把董仲舒交給司法官吏審理，判決書認為董仲舒目無法度。董仲舒被判處死刑，漢武帝赦免了他。董仲舒大講災變怪異的事情，漢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，何況我所發(fā)的議論并沒有觸犯朝廷的言論，只是對事情是否符合實際道理進行考核，收集史實的說法呢？所以賢人生活在社會上，做官就盡忠宣揚教化，以顯揚朝廷的圣德；不當官就著書評論是非，糾正不良的風氣。世俗如果還不知道回到正道上來，就應該伸張道義指斥作壞事的人；著書的人如果不補救，迷失正道的人就不會覺察醒悟過來。

　　因此《論衡》的寫作，起源于許多書的記載已經失實，虛妄的言辭超過了真美的言辭。所以虛妄的言語不廢除，華而不實的文章就不會被制止；華而不實的文章泛濫，實事求是的文章就不會被采納。所以《論衡》這部書，是用來權衡是非之言，確立判斷真?zhèn)螛藴实模⒉皇请S意玩弄筆墨修飾文辭，故作奇?zhèn)サ臉幼印懽魉母慈鹨蛴谌碎g有許多錯誤，所以我用盡心思，以此來譏刺社會上的不良風俗。社會風俗的特性，是喜好奇異怪誕之語，喜歡虛假荒誕的文章。為什么呢？實事求是的言論不能快人心意，華而不實的言辭文章卻能使人驚耳動心。所以有才能的人，喜好談論的人，夸大實事，故作美盛的言辭；寫文著書的人，編造毫無根據的文字，作虛假不實的解釋。聽的人認為確實如此，就不停地談論；賢人認為是真實的事情，就久傳而不斷絕。久傳不絕，那么文字就記載在竹帛之上；談論不止，那么就會誤入賢者之耳。至于有些當老師的人，宣揚的是奸偽的解釋；各級官吏，讀的都是虛妄不實的書。明辨了這些是與非，我痛心憂傷，怎么不加以評論呢？孟子痛惜楊朱、墨子的議論大大壓倒了儒家的議論，援引公平正直的論說，贊揚正確的貶斥錯誤的，世人卻認為他好爭辯。孟子說：“難道我好爭辯嗎？我是不得已啊！”現在我也是不得已啊！虛妄的比真實的更顯眼，實誠的被虛偽的所迷亂，世人不醒悟，是與非分不清，紫色與朱紅混雜在一起，瓦塊和寶玉夾雜在一堆，憑情感而言，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！衛(wèi)國的陪車侍從超越職責而幫著叫喊趕馬，他的痛惜憂傷發(fā)自內心，是唯恐主人有危險。論說的人憂慮世俗不良，同衛(wèi)國的陪車侍從是同一種心情。精神憂愁魂魄苦悶，引動了胸中的靜氣，損傷了年壽，對生命毫無益處。災禍比顏回更重，違背了黃、老的處世哲學，這并不是人們所要貪求的，迫不得已，所以寫了《論衡》這本書。文章淺顯而思想正直，遣辭簡約而感情真實。其中的《政務》篇談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。《論衡》中的各篇文章，所論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上一般人都能識別的，與作者本人沒有什么不同。如像九虛、三增、《論死》、《訂鬼》等篇文章，談的是世俗間長久迷惑的問題，是一般人所不能覺察的。君王遇到世風敗壞，就要在上面改變政教；臣下遇到疑惑，就要在下面作出評論。如果臣下的議論符合實際的道理，那么君王改變政教時就會采納它了。希望能喚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，使他們知道虛與實的區(qū)別。實與虛的區(qū)別確定了，浮華虛假的文章就會絕滅；浮華虛假的文章絕滅了，那么純誠的教化就會日漸增長。

　　有人說：“圣人創(chuàng)作，賢人闡述。以賢人的身分而從事創(chuàng)作，是不對的。《論衡》、《政務》，卻可以說是創(chuàng)作啊。”

　　回答說：《論衡》、《政務》不是創(chuàng)作，也不是闡述別人的東西，而是發(fā)表議論。五經的產生，才可以稱為創(chuàng)作。太史公的書、劉子政的序、班叔皮的傳，可以稱為闡述別人的東西。桓君山的《新論》、鄒伯奇的《檢論》，可以稱為議論。現在來看《論衡》和《政務》，是和桓、鄒二人的議論是同類的，并不是所說的創(chuàng)作。開創(chuàng)性的另作，從前根本沒有的，如倉頡創(chuàng)造文字，奚仲造車這才是創(chuàng)作。《易》說伏羲制作八卦，在此以前沒有八卦，伏羲制作了它，所以稱為創(chuàng)作。周文王把八卦畫出來，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，所以稱為推衍，說《論衡》的寫成，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樣，但又不是如此。六十四卦是根據圖象擴展而增生出來的，它的卦增加，它的數就多了。現在《論衡》只是針對世俗之書，考訂它們的真?zhèn)危鎰e它們的虛實，并不是始創(chuàng)另作，在之前毫無依據。儒生對先師的說法追問責難，文書律令之吏對獄卿的判案覆核考查，說《論衡》是創(chuàng)作，那么儒生、文吏的做法也是創(chuàng)作嗎？

　　給皇帝、上司寫奏章、報告，陳述應采取的政策措施，都是想有助于政治。當今寫書的人，如同寫奏章、報告一樣，主張發(fā)自內心，文章寫成于手中，它們的實質是同樣的。上書稱為“奏”，奏記換一個名稱就叫“書”。建初初年，中原一帶收成很不好，潁川、汝南的老百姓流離失所四處逃荒。圣主心中憂慮，屢次下詔免租。《論衡》的作者，向郡守寫報告，認為應該嚴禁奢侈，以防備困乏。建議不受采用，回來就在奏記草稿上加一個標題，叫做《備乏》。釀酒浪費五谷，容易產生盜賊，嗜酒無度，盜賊就不會斷絕，又向郡守報告，嚴禁老百姓釀酒。回來在報告草稿上加一個標題，叫做《禁酒》。由此說來，寫作書，就是寫奏章、報告一類的文章，說它是創(chuàng)作，那么寫奏章、報告也都該叫創(chuàng)作了。

　　晉國的史書《乘》，楚國的史書《梼杌》，魯國的史書《春秋》，都是史書，只是記的人和事不同而已。《易》的“乾坤”，《春秋》的“元”，揚雄《太玄》中的“玄”，講的都是氣，只是賦予氣的稱呼不同罷了。由此說來，唐林、谷永的奏章，和《論衡》、《政務》是同一種意旨的東西。漢代的文人多極了，書論的寫作，在漢代特別的多。陽成子張寫《樂經》，揚子云著《太玄經》，兩種經產生于蘭臺之中，誦讀于宮廷之內，奇異杰出驚人耳目，不是闡述而是創(chuàng)作，才智可與圣人相比，而在漢朝并沒有人譏刺他們。何況《論衡》只是細說微論，解釋世俗的疑惑，辯明是與非的道理，讓后輩讀書做官的人，明白對與錯的區(qū)別，唯恐這些廢棄散失，就寫在簡牘之上，它和祖述經書的章句之學以及前輩老師與眾不同的議論同屬一類，是極常見的東西。它的議論是為伸張法度，批判剖析庸俗的書傳。偽書泛濫，賢明通達的人，痛恨不已。孔子說：“詩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語，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說。”因此我要發(fā)表議論。寶玉和石頭混雜在一起，一般人不能識別；就像楚國的玉尹把寶玉當作石頭，終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罰。對的反而變在成了錯的，虛假的反倒成了真實的，怎么能不發(fā)表議論呢？庸俗的傳聞已經錯了，庸俗的書當然又是假的。就如鄒衍說現今中國只是一個州，四海之外有如中國這樣的州有九州。《淮南子》上說共工與顓頊爭當天子，沒有獲勝，生了氣而撞不周山，使天柱折斷，地繩拉斷。堯時十個太陽一同出來，堯從天上射下九個太陽。魯陽公與人交戰(zhàn)太陽偏西了，便向太陽揮戈，太陽因此而回到中天。社會上的著作，大多如上述這類事例一樣，浮妄虛偽的說法，淹沒和壓倒了正確的事實。思潮噴涌而出，手握筆疾書，怎么能不發(fā)議論呢？發(fā)議論時對問題用心加以思考，用事實加以證明，浮夸虛假的事情，馬上就會檢驗出來。如太史公書，證實許由沒有歸隱，燕太子丹也沒有使西偏的太陽再回到中天，讀到見到的人，沒有誰不稱贊好的。

　　《政務》這篇文章是為郡國守相、縣邑令長陳述應當重視而勉力從事的問題，要讓守、相、令、長做到養(yǎng)護百姓樹立教化，從而頌揚朝廷的恩德。《論衡》中的九虛、三增等篇，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實事求是；《論死》、《訂鬼》兩篇，目的是使社會上儉約辦理喪葬。孔子穿過庭院跨上臺階，是由于被裝進棺材的隨葬品沒有儉省；劉子政上書給皇帝提倡薄葬，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沒有因此而節(jié)約；漢光武稱贊古人用草車茅馬隨葬，專做殉葬器物的人卻不仿制。為什么世俗書中不記載這些事呢？是因為相信人死后變鬼的胡言亂語使人們受了蒙蔽。現在我寫了《論死》及《死偽》這兩篇文章，闡明人死無知不能變鬼的道理，希望讀者會因此了解一點薄葬的意義，變得更為節(jié)儉。這就是《論衡》這部書有益于社會的證明。這些言論如果有益于社會，即使創(chuàng)作出來又有什么害處呢？倉頡造的文字，社會上用來紀事；仲奚造的車，社會上用來運載；伯余發(fā)明的衣服，人們用來防御寒暑；桀發(fā)明的用瓦蓋屋，人們用來躲避風雨。不考慮它是有利還是有害，只是譏諷他們的創(chuàng)作，這樣的話倉頡這些人就有錯，《世本》中記載的十五個發(fā)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責了。如果是對社會有益的，即使創(chuàng)作了也沒有什么害處。如果沒有益處，雖然無害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　　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詩的事情，這是君王想以此來了解各地風俗和老百姓的情況。詩創(chuàng)作于民間，難道圣王能夠說“你們是老百姓，為什么也要作詩”，因而囚禁降罪于他們，消滅他們作的詩嗎？現在已經證明情況不是這樣，所以《詩》一直流傳到今天。《論衡》、《政務》，它們如同詩一樣。希望能夠被采集，而說它有什么錯。這就是我寫《論衡》這部書的起因。大凡寫書的錯誤，想必是因為其中言論荒謬而又有誹謗君王的地方吧。《論衡》實事求是，痛斥虛妄，《齊世》、《宣漢》、《恢國》、《驗符》、《盛褒》、《須頌》中的議論，沒有誹謗的言辭。寫作書能做到這樣，就可以免于降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