鑒賞

　　朱敦儒的詞，從題材和內容看，大抵可分為兩類：一類是寫他早期的清狂生活和閑適心情的，另一類是寫他憂國傷時，撫今思昔的。這首《水龍吟》就是屬于他后一類作品的代表之一。

　　詞一開始就以雄健之筆描繪了一個開闊的水面境界：放船千里，凌波破浪，煙波浩淼。“略為吳山留顧”，從側面點明他此次離開汴洛一帶南來，不是為了“山水尋吳越，風塵厭洛京”（孟浩然《自洛之越》）。對明媚的吳中山水，他只是略為留顧而已。潛臺詞是說，他此次離鄉(xiāng)背井，實在是因強敵入侵，迫不得已。“云屯”三句寫長江水勢。水府，本為星宿名，主水之官，此處借指水。“九”，泛指多數(shù)。“九江”，指長江匯合眾流，浩浩蕩蕩，千里東流。境界何等曠遠。然而這曠遠的境界并未使作者襟懷開闊，反而“北客”一句轉出個人身世之感。國步艱難，一身漂泊，“如今憔悴，天涯何處可銷憂”。（朱敦儒《水調歌頭》）“壯志未酬”，“此生老矣！”（朱敦儒《雨中花》）表現(xiàn)了一位愛國詞人的憂憤，不是一般文人的嘆老嗟卑，而是與國家興廢、民族存亡息息相關的。這正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處。

　　下文由一“念”字領起，將生活鏡頭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陽隱居的時代。伊、嵩，指洛陽附近的伊闕、嵩山，這里代指洛陽一帶。巢、由，指唐堯時的著名隱士許由、巢父，這里代指作者在洛陽隱居時的朋友。詞人早年敦品勵行，不求仕進。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，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，擬授以學官，他堅辭不就，自我表白說：“麋鹿之性，自樂閑曠，爵非所愿也。”（《宋史·文苑傳》）他滿足于詩酒清狂，徜徉山水的隱逸生活：“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懶漫與疏狂。曾批給雨支風敕，累上留云借月章。詩萬首，酒千觴。幾曾著眼看侯王？玉樓金闕慵歸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陽。”（朱敦儒《鷓鴣天》）這就很形象地描繪了他疏狂懶漫，傲視王侯，不求爵祿，不受羈絆的性格。現(xiàn)在當他身遭喪亂，落拓南逃的時候，回憶起過去那種令人神往的隱逸生活，猶如南柯一夢。真是“堪笑一場顛倒夢，元來恰似浮云。”（朱敦儒《臨江仙》）夢醒得如此快，覺來無處追尋。他對過去隱逸生活的向往，其意義不在隱逸生活本身，而在于他的隱逸生活帶有時代特色。封建時代，文人要隱居，必須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(huán)境。朱敦儒隱居伊、嵩時，北宋社會呈現(xiàn)出來的盡管是一片虛假的太平景象，但畢竟還能保住中原，人民生活基本安定，比朱敦儒寫作這首詞的時候所過的流離轉徙生活要好得多。所以朱敦儒對過去隱居伊、嵩生活的懷念，其實質是希望趕走金兵，恢復中原，回到以前的那個時代去，是愛國家、愛民族的表現(xiàn)。

　　正是這種國家民族之愛，所以下片一開始作者就站在愛國家、愛民族的高度，當此凌波南下之時，北望中原，痛感妖氛未掃，不禁發(fā)出了對英雄的渴求和呼喚。渴望有英雄出來掃凈妖氛，恢復中原。上下兩片，意脈相連。當時并非沒有英雄。宗澤、李綱都力主抗金，收復失地，但都為投降派所阻。或憂憤成疾而死，或連遭排擠貶斥，無一得志。他想到眼前放船千里的地方，也正是三國時，蜀吳聯(lián)軍抗曹的故地。當年諸葛亮何等英雄，奇謀報國，指揮若定。因后主懦弱，佞臣誤國，終于“塵昏白羽”，大業(yè)未成。隱喻自己也和其他英雄一樣，雖有“壯心”，無奈“奇謀不用”，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這種心情，他在《蘇幕遮》詞中也曾表示過：“有奇才，無用處，壯節(jié)飄零，受盡人間苦。”進而由眼前的地域特點和國家形勢聯(lián)想到西晉滅吳的歷史事實。當年吳主孫皓倚仗長江天險，以鐵鎖橫江設防，仍然阻擋不住西晉大將王浚的樓船，錦帆沖浪，鐵鎖銷熔，終于“一片降幡出石頭”，“孫郎良苦”。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。鑒古觀今，作者在詞中流露出對象東吳一樣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前途的擔憂。下文“但”字一轉，結束上文的論史，轉入到以抒情作結。詞人救亡有志，報國無門，他憂憤得敲打著船槳，作為擊節(jié)，象諸葛亮那樣唱著“梁父吟”，心潮激蕩，“淚流如雨”，無可奈何。一位愛國詞人的一腔忠義之情，抒發(fā)得淋漓盡致，而詞情至此，也達到高潮。

　　詞以放船凌波開始，通過江上風光的描寫拓開境界，撫今懷古，將敘事、抒情、議論有機地組合起來，將個人身世之感與對國家民族的深情摯愛融為一體，風格豪放悲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