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易》說:“先王制作音樂來推崇德行。以盛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獻給上帝,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。”從黃帝到三代,名稱不同。周代衰微時,古樂凋零殘缺,又被鄭衛(wèi)之音所淆亂。魏塞堡雖說好古,然而他聽了古樂仍然昏昏欲睡。于是淫聲興盛而雅音廢棄了。
秦朝焚毀典籍,《樂經(jīng)》因此亡佚。漢朝興起,樂家有制氏,但衹能記載古樂的音調(diào)節(jié)奏。卻不能說出它的含義。周代所保存的六代古樂,到童曲衹剩下《韶》、《武》而已。秦始皇改周舞稱為《五行》,漢高祖改《韶舞》稱為《文始》,用以表示不相沿襲。又制作《武德舞》,跳舞的人都手持武器,用來象征天下之人樂于自己行使武力來消除暴亂。所以在高祖廟中演奏《武德》、枚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周代又有《房中之樂》,臺塑改稱為《壽人》,它的聲調(diào)是楚地的聲調(diào),漢高祖愛好它,孝惠帝改稱為《安世房中樂》。產(chǎn)擔又制作《昭容樂》、《禮容樂》。《昭容》出自《武德》,《禮容》出白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。漢朝初年又有《嘉至樂》,是叔孫通因襲秦朝樂人而制作的宗廟迎神之樂。漢文帝又自己制作《四時舞》,用來表明天下的安和。原來愛好先王的古樂,為的是表明有一定的法則;愛好自己所制作的新樂,為的是表明有一定的制度。漢孝景帝采用《武德舞》作《昭德舞》,薦祭太宗廟。孝宣壺采用《昭德舞》制作《盛德舞》,薦祭世宗廟。選曲諸帝都演奏《文始》、 《四時》、 《五行》之舞。
漢武帝的時候,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人共同收集《周官》以及諸子書中言及樂事的資料,著《樂記》一書,進獻八佾之舞,與制氏沒有差異。獻王的內(nèi)史中丞王定傳下來,轉授常山王禹。王禹在漠成帝時任謁者,多次對皇上談論樂舞的義理,并且進獻《樂記》二十四卷。劉向校書時,得到二十三篇,但是始終沒有使用。
到了束漢明帝初年,束平憲王劉蒼總結公卿的討論,說:“宗廟應當演奏本朝的樂舞,不應當襲用前朝,這樣才是彰明功德的方式。”于是繼承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、《武德》制作《入武》之舞.又制作舞歌一章,進獻祭漢光武帝廟。 東漢末年大亂,各樂舞散佚殘缺。魏武帝平定荊州時,得到杜夔,杜夔精通音樂,曾經(jīng)任束漢的雅樂郎,尤其熟悉關于雅樂的事,于是武帝任他為軍謀祭酒,命他創(chuàng)定雅樂。當時又有鄧靜、尹商,善于訓釋雅樂,歌師尹胡能唱宗廟郊祀的樂曲,舞師馮肅、服養(yǎng)通曉前代的各種舞蹈,都由世夔統(tǒng)一管理.主遂考證古代經(jīng)籍,搜集近代典章,魏朝恢復前代的古樂,是從杜夔開始的。而左延年等人,善于演奏流行樂曲,衹有杜夔愛好古樂,堅守正道。
魏文帝董翅二年,把篷朝《巴渝舞》改名為《昭武舞》,把宗廟《安世樂》改名為《正世樂》,《嘉至樂》改名為《迎靈樂》,《武德樂》改名為《武頌樂》,《昭容樂》改名為《昭業(yè)樂》,《云翹舞》改名為《鳳翔舞》,《育命舞》改名儼應舞》,《武德舞》改名為《武頌舞》,《文始舞》改名為《大韶舞》,《五行舞》改名為《大武舞》。它們的許多歌詩,大都沿用前代的舊作。衹有魏邇初建時,使王塞改寫登歌以及《安世》、《巴渝》詩罷了。
魏明帝左面初年,下韶書說:“制禮作樂,為的是類比事物、表彰功德而不忘其根本。凡是音樂,都是以舞蹈為主,從黃帝《云門》以下,一直到且伐《大武》,都是太廟舞蹈的名稱。而管理它的官員,都稱為太樂,那是因為總領諸類,不能拿其中一類來作為名稱。武皇帝的廟樂未能相稱,在商討規(guī)定武皇帝的廟樂及舞蹈時,舞者執(zhí)持的物件,行列位置的制度,聲歌的詩句,一定要使其周詳完備。樂官從容自若,所以稱為太樂。”太樂是漢朝的舊官名,后漢依據(jù)讖書改稱太子樂宮,到這時改復舊名。
于是公卿卜奏疏說:“臣下聽說凡是道德隆盛,教化昌明的朝代,那么樂舞能夠表現(xiàn)它的德化,音聲能夠抒發(fā)它的盛情。所以在祭天祭祖中進獻,鬼神因它的和諧而享用,在朝廷演奏,君臣因它符合禮度而高興。能使四海之內(nèi),到處知道皇上的德政進入極盛時期,而光輝曰曰更新的工具,就是指的禮樂啊。所以先王以殷盛的樂舞薦祭上帝,并配祀祖先,實在是根據(jù)當時情況制作的。周代末年,上距唐、虞差不多有兩千年,有《韶筋》、《南》、《籥》、《武》、《象》之樂,它的風化遣功,都是可以了解并加以評論的,從這一點來說,禮樂的事情,是不能停止的。如今太祖武皇帝樂,應當稱為《武始之樂》。武是神武的意思,又是足跡的意思。《武始》意謂神武的初始,又指王者事跡的興起。高祖文皇帝樂,應當稱為《咸熙之舞》,咸是皆的意思,熙是興盛的意思,咸熙的意思是說適逢盛運,承受天命,天下由此都興盛起來。至于群臣論述功德。建定先祖的稱號,卻沒有制定樂舞,這不是昭明美德、記述功業(yè)的辦法。歌詩是用來詠嘆美德的,舞蹈是用來表現(xiàn)事跡的。在文字上,文和武合起來稱為斌,而兼有文武之資,正是圣德得以彰明的原因啊!臣等恭謹?shù)刂贫肺瑁Q為《章斌之舞》。從前《簫韶》在虞舜庭中演奏,《武》、《象》、《大武》也在固文王、周武王的階前振起。這是特地用來顯示他們的德教,表明他們的成功,使天下的人親身感受他們的光輝,習詠他們的風化啊。自從謹直擔、塞壺各自根據(jù)他們的時代制作《武德》、《四時》之舞,上考前代樂舞中適合的內(nèi)容,用以詠美當今創(chuàng)業(yè)的圣主,來傳揚豐功偉績,沒有比《章斌》更隆盛的了。《樂志》說:‘用鐘磬演奏,執(zhí)干戚起舞,是用以祭先王之廟,又是用來主客酬酢的。在宗廟之中,君臣無不致敬意;在族長之中,長幼無不順從和睦。,所以孔子回答賓牟買的問題時說:‘周代的德行通達四方,禮樂相互交往。,《傳》說:‘魯國有大祭之樂,在大祭宗廟時應用。’這都是舉行祭祀先王時,普遍用盛樂的明確的文字記載。現(xiàn)在如果祭祀天地宗廟,那么這三舞應當一并用為祭獻,及至天子親自祭祀先王,也應當用這三舞。然后才合乎古代制度中敬事神明、訓導百姓的道理,關于后代萬世,它的意義更為顯著。又,臣等考慮,三舞應當有一個總的名稱,可以命名為《大鈞之樂》。鉤是平的意思,指的是大魏三代功業(yè)相同,以致國家興隆、天下升平。名稱很美,義理又很確切。”尚書奏稱:“應當照所上奏疏辦理。”明帝起初不同意制定《章斌之樂》。群臣再三提出請求后,才答應了。
于是尚書又上奏疏說:“祭祀上天以下時,《武始舞》舞人的服裝是:平頂禮帽,黑色的裹發(fā)巾,玄色的衣裳,白色的領和袖,絳色領袖的內(nèi)衣,絳色的合幅褲,絳色的襪子,黑色的皮鞋。《咸熙舞》舞人戴皂絹做的帽,其他服裝如前。《章斌舞》舞人與《武始》、《咸熙》舞人同一服裝。在朝廷演奏時,則舞《武始舞》的人的服裝是:武士帽,赤色的裹發(fā)巾,生絳色的袍子,單衣,絳色衣領衣袖,皂色領袖的內(nèi)衣。虎紋合幅褲,白色布襪,黑色的皮鞋。《咸熙舞》舞人的服裝是:緇布冠,黑色的裹發(fā)巾,生黃色的袍子、單衣,白色合幅褲,其余服裝如前。”所奏得到許可。史臣按:《武始》、《咸熙》二舞中,所戴的冠帽規(guī)定不同,可是說《章斌》與膩始》、《咸熙》同一服裝,不知道《章斌》戴的是哪一種帽子?
侍中繆襲又上奏疏說:“《安世歌》本來是漢朝時的歌名,如今它的歌詞已不是往時的文辭,那就應當更改歌名。據(jù)《周禮》注說:《安世樂》就是周代《房中之樂》。所以以往的研究者認為《房中之樂》歌詠后妃的德性,是用來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婦之道的,應當改《安世》的名稱為《正始之樂》。在魏國剛剛建立時,已故侍中王粲寫的登歌《安世詩》,專門用來懷念歌詠神靈以及述說神靈鑒臨享受的意思。臣繆襲后來依據(jù)王粲的登歌來省察閱讀漢朝《安世歌》的歌詞,也說:‘四面擺下盛大的陳設,神靈前來享受飲宴,美好的進獻與美好的禮儀,永遠受到神靈的保佑。’沒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所說的以后妃之德教化天下的話。如今想來,過去認為《房中之樂》是后妃之歌的人,恐怕是違背了它的原意。當祭祀娛神的時候,升堂就歌詠先祖的功德,下堂就歌詠宴享之樂,用不著去歌詠后妃的德化。自是應當依據(jù)實事來為它的樂歌命名,改稱《安世歌》為《享神歌》。”所奏許可。按文帝已經(jīng)改《安世》為《正始》,而繆襲到這時卻又改《安世》為《享神》,不了解其中道理。王粲所寫的《安世詩》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失傳。
繆襲又上奏疏說:“祭文昭皇后廟,設置四懸之樂,應當刻于碑石,顯示其節(jié)奏以及演奏的次序,依照太祖廟的名稱,稱為昭廟的供樂。”尚書上疏說:“按照禮儀的規(guī)定,凡是妻子繼承丈夫的爵位,用同樣犧牲祭祀的,祭樂也沒有差異。昭皇后如今雖然另設祭廟,至于宮懸樂器節(jié)奏的規(guī)定,應當照繆襲的建議。”所奏許可。
散騎常侍王肅上奏說:“帝王各自用他們的禮樂制度事奉天地,如今研究者以《周官》的孤文單證作為治國的大法,我擔心他們有片面性而缺乏全面觀點。漠武帝東巡封禪回來,在甘泉祭主二,在祭后土,都用全部樂舞。說他全用,是說他全用宮懸之樂。所謂天地的本性以質(zhì)樸為貴,是說器物沒有文飾罷了,不是說祭祀時的樂器應當再減少。按禮樂的規(guī)定,天子置宮懸、舞八佾。如今祭祀天地,應當用天子的制度,設置宮懸之樂,八佾之舞。”衛(wèi)臻、繆襲、左至蝗等都贊成王盡的意見。所奏許可。
王扇又上奏議說:“研究樂舞的人認為周代祭天時,衹舞《云門》,祭祀地時,衹舞《咸池》,祭祀宗廟時衹舞《大武》,似乎違背了它的原意。厘伐依禮迎接賓客時都演奏全部的樂舞。《左傳》:‘王子頹宴飲五大夫,演奏全部的樂舞。’這是指六代的樂舞。那就在一次的宴會中,一一演奏了六代的樂舞。祭祀天地宗廟,是一件大事,而賓客宴會,比起來算是小事。 《王制》說:‘各樣菜肴不能超過祭祀的犧牲,日常衣著不能超過祭祀的服飾。,能夠使宴飲之樂超越祭祀天地宗廟之樂嗎? 《周宮》:‘以六律、六呂、五聲、八音、六舞大合樂,用來薦祭鬼神,協(xié)和邦國,調(diào)諧萬民,慰安賓客,娛樂遠人。’六律、六呂、五聲、八音,都同時來演奏,至于六舞卻惟獨分開來用,造就是人心難以滿足的原因。《周官》又說:‘樂官穌師掌管教習干樂,在祭祀的時候,就率領他的屬下來表演。祭祀先王也是這樣。穌樂,是束夷的樂舞.又說:‘樂官千鞍氏掌管四方夷族樂舞以及它的聲歌,在祭祀的時候就吹奏歌唱,宴會時也是這樣。’四方夷族的樂舞,竟能夠進入宗廟,而前代的典則,如今難道就不能用?祭先王和宴曰也可演奏夷樂逭一點,表明古今夷、夏的樂舞,都主要在宗廟演奏,然后傳播到其他場合。演奏先王樂舞,貴能包舉應用,采納四夷的樂舞,正是贊美德化的廣大普及.高皇帝、太皇帝、太祖、高祖、文昭廟,都應當兼用先代及《武始》、《大鈞》之舞。”主管部門奏稱:“應當照王肅的奏議辦。”所奏許可。王肅私自寫宗廟詩頌十二篇,沒有合樂歌唱。晉武帝泰始二年,改制郊廟歌,它的樂舞也沿用舊樂。
漢光武帝平定隴、蜀,增廣郊祀之禮,以高皇帝配享從祀,樂舞演奏《青陽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皓》、《玄冥》,舞《云翹》、《育命》之舞,在北郊祭天以及在明堂祭祀時,演奏的樂舞和在南郊一樣。在迎祭四時之氣的五次郊祀中:迎春歌唱《青陽》,迎夏歌唱《朱明》,連同舞《云翹》之舞;迎秋歌唱《西皓》,迎冬歌唱《玄冥》,都舞《育命》之舞;迎季夏歌唱《朱明》,同時舞《云翹》、《育命》二舞。漢章帝元和二年,祭祀宗廟奏樂時,按照舊例,在進獻食物時演奏《鹿、《承元氣》兩首樂曲。三年,自己作詩四篇,第一篇名《思齊皇姚》,第二篇名《六驥膦》,第三篇名《竭肅雍》,第四篇名《陟叱根》,合并前面二曲為六曲,作為宗廟進食之樂。加上宗廟進食的《重來》、《上陵》二曲,合并八曲作為上陵進食之樂。減少宗廟進食時的《承元氣》一曲。加上《惟天之命》、《天之歷數(shù)》二曲,合并為七曲,作為殿中皇上用膳時進食之樂。又,漢朝太樂進食之樂有十三首樂曲:第一首名《鹿鳴》,第二首名《重來》,第三首名《初造》,第四首名《俠安》,第五首名《歸來》,第六首名《遠期》,第七首名《有所思》,第八首名《明星》,第九首名《清涼》,第十首名《涉大海》,第十一首名《大置酒》,第十二名《承元氣》,第十三名《海淡淡》。魏氏以及晉荀勖、傅玄一齊為這些樂曲作了歌辭。魏朝時認為《遠期》、《承元氣》、《海淡淡》三首樂曲不夠通暢流利,把它減去。魏朝的雅樂有四首樂曲:第一首名《鹿嗚》,后來改名為《于赫》,用以歌詠武帝。第二首名《騮虞》,后改名為《巍巍》,歌詠文帝。第三首名《伐檀》,后來減省除去。第四首名《文王》,后來改名為《洋洋》,歌詠明帝。《騙虞》、織檀》、《文王》三曲,一并由左延年改變它的樂調(diào)。正月元旦朝廷大會時,太尉奉進玉璧,諸王行禮,束廂雅樂郎演奏的就是這些樂曲。現(xiàn)在稱它為行禮曲,用樂律第五種姑洗廂演奏。考查《鹿嗚》一曲,本來以用于飲宴為得體,用于宗廟祭禮是不確當?shù)模@是過去的失誤。
晉武帝泰始五年,尚書上奏,命太仆傅玄、中書監(jiān)旬勖、黃門侍郎張華各自創(chuàng)作元旦行禮及王公祝壽酒食舉樂的歌詩。韶令又命中書郎成公綏也寫。張華上表說:“考查魏朝祝壽進食的詩以及漢朝所施用的這類詩,它們的文句長短不齊,未必都合乎古制。因為依據(jù)樂曲節(jié)奏作詩,詩句的長短,本來要有所因循,而懂音樂的作者,足以掌握其聲調(diào),按照樂曲來作詩,大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改動的。所以從兩漢到魏朝,作歌詩都因襲前作而不加變動,雖然詩篇的詞句不同,或興或廢而隨時變化,至于它的押韻,停頓的運用,都依照舊作,這樣做是有原因的,所以臣等作詩,都一概承襲,不敢有所改動。”荀勖卻說:“魏朝的歌詩,有的一句兩個字,有的三個字,有的四個字,有的五個字,同古詩不一樣。”將這一問題去請教司律中郎將陳順,陳頑說:“將魏朝的歌詩合樂歌唱,未必都合得上。”所以荀勖創(chuàng)作晉朝歌詩,都是四言詩,衹有王公上壽酒一篇是三言五言,這就是張華和荀勖所表明的不同的宗旨。泰始九年,荀勖就掌管樂舞的事情,命郭瓊、宋識等創(chuàng)作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舞,而荀勖以及傅玄、張華又各自創(chuàng)作遣二舞的歌詩。荀勖制作新的律笛十二支,散騎常侍阮咸批評新的樂律定音過高,遇高則近于哀傷,不合樂聲的中和之道。荀勖因為阮咸和自己意見不同,把他貶出任始平相。
晉朝又改魏朝的《昭武舞》為《宣武舞》,改《羽籥舞》為《宣文舞》。
盛空元年,詔令定祖宗的廟號,而廟樂同時用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舞。
及至束晉剛立宗廟,尚書向太常下達祭祀所用的樂舞的名目。太常賀循答覆說:“魏朝改編齟目的樂舞,用來作為一代的典禮,不知大晉樂舞名目為什么與魏朝不同。自從遭到禍亂,往日的典章制度已經(jīng)不復存在,然而這些樂舞都是用樂律調(diào)協(xié),用五聲文飾,用歌詞歌詠,在舞隊中陳列時,宮懸在堂下,琴瑟在堂上,八音更迭演奏,雅樂一時并作,升堂而歌,堂下吹奏管樂。各自有它固定的歌詞,仍是周代人的舊制。自從選翅以來,依仿造一禮儀,衹是自己創(chuàng)作新詩罷了。往日的京都荒廢,樂舞如今已經(jīng)散佚,音韻的曲折變化,又沒有人懂得它,那么在今天很難憑臆想來說了。”當時因為沒有雅樂的樂器和演奏的樂人,省減太樂及鼓吹令。這以后得到登歌,進食之樂,尚有不完備之處。晉明帝太寧末年,又詔令阮孚等人改編。晉成帝咸和年間,就再設置太樂官,收集遺佚的樂舞,但還沒有鐘磬一類的樂器。
起初,苞顯既然用新樂律創(chuàng)作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二舞,又修正鐘磬樂器,這事沒有完成荀勖就死丁.互塵三年,置蟲童下詔令苞顯的兒子黃門侍郎莖蓬修定鐘磬之樂,用于郊廟祭祀的樂舞。不久遇到動亂,原有的音聲制度,沒有人記載下來。座巍任職型業(yè)時,同謝堂一起為朝廷修定雅樂,但塵壺不久就死了。繼任的庾翼、桓溫一心去管理軍務,樂器存放在府庫中,于是招致破爛損壞。在西晉發(fā)生禍亂的時候,樂人都為虜寇所俘,待到胡人敗亡,鄴下的樂人中,很有些回來的人。謝尚當時任尚書仆射,就依靠他們來備辦鐘磬。太元年間,打敗苻堅,又得到樂工楊蜀等人,他們對舊樂熟練,于是四廂的鐘磬樂器才得以完備。
宋文帝元嘉九年,太樂令鐘宗之再度調(diào)整鐘磬的樂律。十四年,治書令史奚縱又修正它。這事記載在《律歷志》中。晉代曹毗、王殉等人也增加新創(chuàng)作的宗廟歌詩,然而郊祀時卻不設樂舞。
何承天說:“世上都傳說孫吳沒有雅樂。考遜毖在旦旦墮迎接父親喪柩時,史書上衹是說他歌妓日夜不停,那么沒有鐘磬登歌是可以知道的了。”何承天說:“有的人說,今天的《神弦》歌,就是孫氏的宗廟登歌。”史臣案:陸機的《孫權誅》:“《肆夏》用于宗廟,《云翹》用于口”,陸機不會空說造句話。又,韋昭在孫休時代為進獻《鼓吹鐃歌》十二曲上表說:“應當將此曲交付樂官,使善于歌唱的人練習歌唱。”那么玉麩并不是沒有樂官,而善于歌唱的人卻能將歌詞配合音樂,怎能僅僅將《神弦》歌作為宗廟之樂呢?
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,主管部門奏稱:“宋朝剛剛建立,宗廟祭祀應當設置雅樂,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寫新歌。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,都應施行應用。”下韶許可。十二月,主管部門又奏稱: “按照以往元旦設置樂舞的舊例,參酌指派三省所改的太樂各歌舞詩,黃門侍郎王韶之創(chuàng)立三十二章,應當用來教習試用。使用期將近,要預先唱習。特申奏統(tǒng)攝施行。”詔令許可。又改《正德舞》為《前舞》,《大豫舞》為《后舞》。
元嘉十八年九月,主管部門奏稱:“在南北兩處郊祀應當奏登歌。”又商討宗廟樂舞的事。錄尚書江夏王劉義恭等十二人所見相同,沒有來得及列名上奏,碰上戰(zhàn)爭發(fā)生,這事就停下來了。二十二年,舉行南郊大祀,才設置登歌,詔令御史中丞壟至蛙創(chuàng)作歌詩,但廟祀的樂舞仍付闕如。
孝建二年九月甲午,主管部門奏稱:“前殿中曹郎荀萬秋建議:考查古禮,祭祀天地有樂舞,為的是迎接神靈降臨.所以《易經(jīng)》說:‘雷在地上轟鳴。先王創(chuàng)作音樂來推崇功德,以盛大隆重的禮儀,將音樂獻給上帝,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。,《周官》說:‘在圜丘壇上奏樂,天神都降臨;在方澤中奏樂,地神都出來。,又說:‘于是奏黃鐘之樂,歌大呂之歌,舞《云門》之舞,用以祭祀天神。于是奏太簇之樂。歌應鐘之歌,舞《咸池》之舞,用以祭祀地神。’從這一點來說,用樂舞祭祀天地之神由來很久遠了。如今郊祀缺少樂舞,臣對此有疑。《祭統(tǒng)》說:‘祭祀有三件重大的事,進獻之類沒有比帝王用酒祭祖更重要的,音聲沒有比登歌更重要的,樂舞沒有比《武宿夜》更重要的,這是周代的制度.,至于奎勉奏《五行》之樂,魏朝舞《咸熙》之舞,都是用于祭享。到了晉朝,在泰始初年,傅玄創(chuàng)作置郊廟歌詩三十二篇。元康年間,荀藩接受詔令完成其父荀勖的事業(yè),鐘磬樂器四廂懸掛,用于郊祭廟祭。造就是郊祭廟祭相承有樂的明證。如今廟祭雖然已奏登歌,但象舞尚未陳設,恐怕在具備禮儀方面有所欠缺.大抵圣明的君主治理世事,朝代不同而教化相同,雖然增損減益有些差異,升降盛衰情況交互出現(xiàn),但未嘗不是用古禮治理當代,規(guī)矩相同。如今正當國家太平時刻,典章制度齊備,凡是往昔遣佚的禮儀,無不備辦。又何況在郊祭時招引天地神靈,昭明功德的時候,怎能使樂舞欠缺呢。臣認為郊廟之禮應當設樂舞。”
于是詔令朝廷內(nèi)外廣泛商討這件事。驃騎大將軍競陵王型誕等五十一人都贊同萬秋的立議。尚書左仆射建王王皇噬認為:“圣王的功德雖然相同,但創(chuàng)定的禮儀卻不一樣,樂不相沿用,禮也不相因襲。自從大宋應天順命,開創(chuàng)帝業(yè)以來,功業(yè)超過前王,教化盛于古人,朝廷禮儀和國家典章,都依照前代。自從后晉東遷,事務繁多而時間不足。雖然國家的重要法令典章稍稍具備,但遣佚欠缺的地方還很多。至于樂舞名目,郊廟禮儀,未能詳具往日的規(guī)制。如今皇上功德又一次昌盛,以孝道治理天下,應當商定祭天祭地與祭祖的禮儀,用以昭示后代。查虞舜之樂為《韶》,漢朝改為《文始》,周代之樂為《大武》,室曲改為《五行》。由于眷念始祖有功而繼宗有德,所以漢高祖廟樂稱《武德》,漢太宗廟樂名《昭德》。董魏為亙游廟創(chuàng)作《武始舞》,為文帝廟制作《咸熙舞》。那么對于本朝祖宗的廟樂,應當另立樂名。晉代之樂如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,到了塞伐也不改換名稱,衹是稱為《前舞》、《后舞》,這種依據(jù)前代的做法,是不合事理的。如今應當更改權定的名稱,將《凱容》改為《韶舞》,將《宣烈》改為《武舞》。祖宗的廟樂,一概憑德定名。如果祭廟不毀遷,那么廟樂就不用其他名稱,就像選產(chǎn)擔、選塞查、選亙瞇、還塞童、漢景帝等君主廟樂,都有美號,樂舞就憑美號而定,沒有其他名稱。對于章皇太后廟,按照諸儒的意見,衹奏文樂。何休、杜預、范寧注釋有‘初獻六羽,一語,并不說樂舞舞人行列,因為說舞人行列,干戈就在這行列裹。這注釋表明婦女與戰(zhàn)爭之事無關。郊祀之樂,不再用其他名稱,仍然和宗廟之樂相同罷了。查考《漢志》,如《永至》等樂的名稱,各有意義,應當照舊不變。到了塞置,太祝衹有送神之禮,而沒有迎神之禮,近來有人論議說立廟是用來讓神靈居住的,廟祭時神就如同常在一樣,不應當有迎神送神的禮儀。臣認為造一切違背了制禮的初衷。建立廟宇來讓神靈居住,一年四季按時祭祀,用以表達孝親之思的感情。神靈是升天還是降臨,沒有一定,為什么一定要常住在廟裹?所以《祭勸說:‘迎來神靈的時候快樂,送走神靈的時候哀傷。,甍墮注釋說:‘迎來神靈而快樂,快樂的是亡親的到來,送走神靈而哀傷,哀傷的是他不能知道亡親能不能受享祭禮。’《尚書》說:‘祖考降臨。’《漠書。安世房中歌》說:‘神靈來飲宴娛樂。又,《詩》說:‘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三先君的靈魂在天。’《詩》又說:‘神明回歸。’注說: ‘回到天地之中。’這都是說神靈有去有來,那么有送迎神靈之禮,也就很清楚了。就是周代名為《肆夏》之樂,也是為迎神送神而設之樂。古代以人稱為“尸”來象征死者神靈,所以《儀禮》中祝有迎“尸”送“尸”之禮,近代雖然不再用“尸”,怎么可以缺少迎送之禮?又,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,這就表明東晉沒有迎神之樂,并不是往昔的典制。”
散騎常侍、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立議認為:“如果道德功業(yè)有不同的稱譽,那么樂舞也就有不同的禮儀,任何時候,沒有沿襲不變的制度。所以典章制度有所增減損益。至于禮、道喪失,稱謂習俗走上邪路之處,在大宋中興受命的時候,見聞所及,須有所改革,前代謬誤的典章制度,應當改正。郊祀之所以有樂舞,原出于《周易》、《周官》,歷代進行討論,無不援以為據(jù)。所謂‘掃凈土地來進行祭祀,用黏土燒制的器皿作禮器’,衹是用質(zhì)樸與誠心彰明天地美德,而典章制度的設置,道理本來就和這不一樣。《周官》說:‘國家有了變故,就祭祀上帝和四方山川。又說:‘四塊圭有璧作底座,用來祭祀天、旅祭上帝。兩塊圭有璧作底座,用來祭祀地、旅祭四方山川。’這裹四方山川不是指地,那么可以知道上帝不是指天。《孝經(jīng)》說:‘郊祀后稷,用以配祭上天,在明堂祭祀文王,用以配祭上帝。,那么《豫》的作樂,不是郊祭天。大司樂的職務是:‘奏黃鐘,歌大呂,舞《云門》,用以祭祀天神。,鄭玄注:‘天神,指五帝和曰月星辰。’帝王在夏歷正月時,在南郊祭祀他所受命的上帝,那么冬至和夏至的祭祀,又不是祭祀天地。查考各部經(jīng)書,關于郊祀有樂的問題,沒有看到明確的證據(jù)。宗廟祭禮的事情,在以往典籍中記載得很清楚。于是從漢朝初年直到晉朝,雖然有時或許更改舊制,大抵相承不變,衹是不襲用原來的名號罷了。如今樂曲亡佚,世上通曉音律的人很少,關于重新創(chuàng)作的事情,臣聽說過他們的議論。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樂的禮節(jié)法度一一存在,應當另立與以前不同的美名,修改使用。以《正德》作《宣化》之舞的樂曲,《大豫》作《興和》之舞的樂曲,造就可以光大前代功烈,使后代子孫歡欣。前漢的祖與宗,各有不同的神廟,廟主的名稱既然改變,樂舞的名號也就不同。如今七代祖先的廟合在一起祭祀,庭殿同在一個地方,在舞蹈的禮儀方面,不能每一廟另有其他制度。這一問題,后漠束平王劉蒼已經(jīng)議論過了。又,王肅、韓祗認為帝土的德化廣大無邊,天下不分內(nèi)外,六代四夷的舞蹈,金石絲竹的音樂,應當都在宗廟演奏.我認為劉蒼、王肅、韓祗的意見符合經(jīng)典禮法,在當今適用。”
左仆射建平王劉宏又提出意見:“顏竣根據(jù)《周禮》、《孝經(jīng)》,因為天與上帝兩詞連文重出,所以認為上帝不是指天,那么《周易》中所說的作樂,不是為了祭天。查《周易》中說: ‘先王作樂舞來推崇功德,以盛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進獻給上帝,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。,《尚書》說:‘向上帝行祭祀之禮。’《春秋傳》說:‘禱告吳天上帝。,凡是說到上帝,沒有一處不是指天。上天尊貴,不能衹有一個稱號,所以有時稱為吳天,有時稱為上帝,有時稱為昊天上帝,不能因為天有好幾個稱號,就認為上帝不是指天。徐邈據(jù)《周禮》‘國家有變故,就祭上帝’之語,推知禮祭天,旅祭上帝,同是祭天。說禮祭天,是指常規(guī)的祭祀,說旅祭上帝,是指有特殊情況而祭祀。《孝經(jīng)》稱:‘尊敬父親的事沒有一件比從祀上天更大。’所以說:‘郊祀后稷,以后稷從祀上天,在明堂祭祀文王,以文王從祀上帝。,這裹既然將天作為議題,那么上帝就是指天就更加清楚了。不想使兩個天在文字上重復,所以將天變稱為上帝罷了。《周禮》中祀天的話兩次出現(xiàn),所以鄭玄注把前一次的天神稱為五帝,后一次冬至所祭者為昊天。顏竣又說: ‘二至的祭祀,又不是天地。,不知道天地究竟應該在什么時候進行祭祀?《禮記》說:‘掃凈土地來進行祭祀,用黏土燒制的器皿作禮器。,主旨是說明所用的器物應當質(zhì)樸,并不反對用樂舞迎接神靈降臨。萬撻認為郊祀應當有樂舞,這事是有故典叮以依據(jù)的。酦壘又說:‘塞堊王型蒼認為前連諸帝各自神廟,因此祖宗的神廟可以各有各的舞樂,至于三年一次在始祖的神廟合祭,那就專用始祖的樂舞。所以認為后漢諸帝都在同一廟庭祭祀,雖然有祖和宗的區(qū)別,不應當摻入其他樂舞。’這雖然有獨特的見解,但沒有統(tǒng)觀適應時世的變動。后漢祭祀依從儉樸,所以諸帝共在一廟,仍然用不同的祭室保留諸帝各自神廟的禮制。自從晉朝以來,升堂而歌,贊頌美德,諸帝的祭室相繼演奏樂舞。至于祖和宗的樂舞,為什么還不可以更迭演奏?如果歌詠的內(nèi)容不同,雖然共在一庭,也沒有什么妨礙。魏時三祖各有各的舞樂,難道是三祖各有各的神廟嗎?”
群臣的意見都贊同劉宏:“祭祀南郊迎神時,奏《肆夏》。皇帝剛登上祭壇時,奏登歌。開始祭獻時,奏《凱容》、 《宣烈》之舞。送神時奏《肆夏》。祭廟迎神時,奏《肆夏》。皇帝進廟門時,奏《永至》。皇帝到束壁時,奏登歌。初獻時,奏《凱容》、《宣烈之舞》。祭獻完畢時,奏《永安》。送神時,奏《肆夏》。”韶旨許可。
孝建二年十月辛未,主管部門又上奏:“郊廟的樂舞,由皇上親自奉行,開始登上祭壇以及進廟到束壁時,一并奏登歌,樂歌不延奏到三公祭獻之時。”左仆射建平王劉宏又參加討論,認為:“公卿祭獻時,也應當奏登歌。”
主管部門又奏稱:“在元旦朝見群臣的大會以及祖父二廟的齋戒祠祀時,登歌照舊都在殿庭中設置演奏。查祖廟祠祀時,依照新的禮節(jié)制度,升堂唱歌的人上殿,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;如今元旦朝見群臣時,升堂唱歌的人也應當上殿,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。”詔旨一并許可。
宋文帝章太后的廟樂還沒有合樂的歌詩,壟逮大塱年間,派尚書左丞殷淡創(chuàng)作新歌詩,砠查又親自創(chuàng)作墮去屋、宣立后的歌詩。
后漢正月初一,天子駕臨德陽殿受群臣朝賀。佛骨從西方來到,在殿前嬉戲,激蕩水勢變成比目魚,在水中跳躍嗽水,興起云霧遮擋了曰光;起霧完畢,又變成黃龍,長有八九丈,出水游戲,在陽光中炫耀。用兩根長絲繩系在兩根柱子的頂上,相距有好幾丈速,兩位歌女相對跳舞,在繩上行走,相遇時肩膀貼近而不傾倒。
從魏、晉到江左,尚有《夏育扛鼎》、《巨象行乳》、《神龜忭舞》、《背負靈岳》、《桂樹白雪》、《畫地成川》之樂。
晉成帝咸康七年,散騎侍郎顧臻上表說:“臣聞知圣明的君主創(chuàng)作禮樂,參贊弘揚治政之道,用仁義教化,防止奸邪不正,對上祭祀宗廟,對下訓育百姓,體現(xiàn)五行的純正音樂,調(diào)協(xié)八方之風來培育正氣。由于宮聲純正方平而崇尚道義,角聲堅挺整齊而遵循禮節(jié),弦歌鐘鼓金石的演奏完備了。所以能通達神化之境,有百獸率舞之感,轉移風氣,改變習俗,達到和諧安樂的極點。衰亡時期,雜技興起,觀賞違禮的表演,如倒立反走、頭腳放入竹筐之類,外則皮膚受到損傷,內(nèi)則心肝受到摧毀。對于路邊繁茂的蘆草,尚且要牛羊不去踩踏,何況他們是天子的百姓,卻不同情悲傷。加上全國諸侯春秋二季朝見,觀光朝廷,聆聽《雅》、《頌》的正聲,看到儀仗的次序,這種以足踏天,以頭行地的表演,倒反了天地的順序,傷害了倫常的大道。如今夷狄正在星遼對岸,抵御外敵是當前急務,士兵每天吃七升米,就舍死忘生,奔赴國難,而造一過分奢侈的雜技,演員每天要發(fā)給五斗米。正當掃蕩神州,治理塞、渣之時,像逭一類事情,是不能給邊防將士知道的。應當下詔太常,纂集雅樂,反復演奏《簫韶》之樂,使盛運曰新,而歌功頌德之聲,永遠流傳到后代,造就是《詩》中說的‘安及皇天而沒有災異,能夠昌大他的子孫,啊!凡是對人有傷害的雜技,都應當廢除。傳布儉樸的美德,獲得百姓時勢太平的詠頌,所謂君主的仁德既然如同清風吹拂,而百姓就如同草受風吹一樣地響應,就是指此而言啊。愚臣管見的忠誠之意,但望陛下采納鑒察。”皇上于是廢除《高短》、《紫鹿》、《跛行》、《鰲食》及《齊王卷衣》、《笮兒》等樂,又減少發(fā)給樂人的廩食.以后又恢復了《高短》、《紫鹿》二樂。
宋文帝元嘉十三年,司徒彭數(shù)劉曲在彭城舉行元旦大會,按舊例由朝廷賜給伎樂。總章工馮大開列:“相承賜給諸王伎樂共十四種,舞伎共三十六人。”太常傅隆認為:“不清楚確定這一人數(shù)的依據(jù)。祇有杜預注《左傳》佾舞時說過諸侯的伎樂有六六三十六人,臣認為這一說法不對。凡屬舞蹈。是用來配合音樂的,八音能夠和諧,然后才成其為樂,所以一定要以八個人為一隊列。從天子到士,每一等級以兩來逐步減少,兩的意思是減少兩個隊列。杜預認為在一個隊列中又減少兩個人,到士時衹剩下四個人,怎能成其為樂。據(jù)服虔注《傳》說:‘天子樂舞八八六十四人,諸侯樂舞六八四十八人,大夫樂舞四八三十二人,士樂舞二八十六人。,這一解釋很是允當。如今諸王不再有佾舞,但他們的樂官舞伎,就是古代的女樂,皇上殿庭八八六十四人,諸王則應六八四十八人,這一道理和常例是很清楚的。又據(jù)《春秋》,鄭伯接受晉悼公贈送的女樂二列十六人,晉悼公又以一列八人賜給魏縫,造就是樂舞以八人為一隊列的明證。如果按照一些人的看法,衹有天子每一隊列八個人,那么塑伯應該接受置惶公二列六人,置惶公應該賜給魏縫一列六人了。從天子到士,關于樂舞的典章制度,在尊卑的差級上,無不以降以兩列。沒有諸侯既降兩列,又在一列中專門減少兩人,近于減少一大半的人,不僅八音難以具備,也不合所謂‘兩’的含義,杜氏的謬誤是分明可見的了。國家典章的事情非同一般,應當下詔令詳審更正。”他建議的這件事沒有施行。
人類的誕生,沒有人能知道是怎樣開始的。人憑藉聰明才智,生存于天地之間。大凡喜怒哀樂的情感,好得惡失的本性,用不著學習就會了,不知道為什么這樣做就這樣做了。發(fā)怒時就要爭斗,喜悅時就要歌唱。歌唱這件事,就是音樂產(chǎn)生的起始。當人們覺得歌唱還不夠,于是手也舞起來,腳也跳起來,那么舞蹈是在歌唱以后產(chǎn)生的。歌唱與舞蹈,是用來宣泄喜悅之情的,如果喜悅之情缺乏節(jié)制,那么就流蕩荒亂而走上邪路,所以圣人用宮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五聲協(xié)和人們的本性,用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音來調(diào)節(jié)人們的流蕩,而稱它為音樂,所以它有移風易俗、平心正體的作用。
從前有蜮氏有兩位女兒,居住在九層的高臺上,天帝派燕子夜間飛往臺上,這兩位少女用玉筐把燕子蓋住,過一會兒掀開來看,燕子生下兩枚蛋,有五種顏色,便向北飛去,不再回來。她倆為此事而歌唱,這才有了北音。夏禹巡視南方,他的妻子怠山之女命侍婢在荒山山南等候夏區(qū)歸來,壺山之女于足作歌。這才有了南音。夏后子甲在東陽黃山種田,突然刮起大風,天色昏暗,他迷失了道路,走進一戶人家,這家生子,正在哺乳。有人說:“夏后到來,是一個好日子,這孩子將來必定大吉大利。”有人說:“如果這孩子命薄,受不了,將來準有災禍。”夏后就把孩子帶回家,說:“我認他做兒子,哪一個敢害他?”后來劈柴時斧頭砍斷了孩子的腳。孔里說:“唉這真是人生的命啊!”于是他創(chuàng)作了《破斧》之歌,這才有了束音。周昭王南征,在選ZL中死去,旦疆的車右芒籃塵身材高大而且有勇力,攜堅玉渡江北歸,旦公于是將酉翟作為圭余塵的封地,把家搬到西河,他懷念故鄉(xiāng)而創(chuàng)作歌曲,這才有了西音。造就是四方之歌了。
在黃帝、帝堯的時代,帝王教化風行天下,百姓安居樂業(yè),天下太平無事。所以有擊壤而歌的歡樂,慶云呈現(xiàn)的祥瑞,曰姓就據(jù)此創(chuàng)作歌曲。這以后《風》、《雅》的正聲衰亡,而妖淫靡漫的樂調(diào)興起。周代衰微時,有一位名喚秦青的人,善于唱歌,薛談向秦青學唱歌,沒有學到秦直的技能就辭別回家.秦青設宴在郊外為他送行,就敲著拍子唱起了送別的哀傷之歌,那聲音震動了樹林,連天上的流云都停止不動。薛談就留下來不再離開,完成他未竟的藝業(yè)。又有一位名蝗娥的女子,她束往齊國,到達雍門時,沒有飯吃,于是她就賣唱為牛,不久她走了,那歌聲仿佛還在梁柱間回繞,一連三天都不斷絕。周圍的人認為整繼并沒有離開。韓娥去住旅館,旅館的人欺侮她,她就拉長聲音,哀哀地哭泣,全鄉(xiāng)無論老少,聽到了都相互看著,悲哀流淚,一連三天吃不下飯。人們趕繁把她追回來,她回來后,又拉長聲音歌唱,全鄉(xiāng)老少,高興得拍著巴掌跳起舞來,不能制約自己,忘掉丁原先的悲哀。于是拿一大筆錢送她回去。所以雍門這地方的人善于唱悲哀的歌曲,是由于仿效韓娥當年的發(fā)聲。衛(wèi)國人王豹住在淇川,善于歌唱,河西的人都受到他的影響。齊國人綿駒住在高唐,也善于歌唱,齊國的西部,也繼承了他的藝業(yè)。前漠有一位虞公,善于歌唱,他的歌聲能使屋梁上的灰塵飛起來。像這一類的歌唱,都是不配合音樂的。《爾雅》說:“不配合音樂的歌叫做謠。”
凡是樂章古詞,今天尚能保存的,都是漢朝的民間歌,《江南可采蓮》、《烏生》、《十五》、《白頭吟》都是這一類。吳歌雜曲,都來自江南。自晉、宋以來,漸漸有增加補充。
《子夜歌》,有一個女子名子夜,創(chuàng)作了這一曲調(diào)。晉孝武叁五年間,王鱷王塑些家有鬼歌唱《子夜》。殷允任職豫章的時候,僑居豫章的庾僧度家也有鬼歌唱《子夜》。殷允任職豫章,也是在:左五年間,那么可見《子夜》是太元以前的人創(chuàng)作的。
《鳳將雛歌》是一首古老的歌曲。應璩《百一詩》說:“給他唱《陌上桑》,他卻說是《鳳將雛》。”那么《鳳將雛》的產(chǎn)生已經(jīng)很久了。也許是由于訛傳演變才成為現(xiàn)今的模樣吧!
《前溪歌》,是晉朝車騎將軍沈充創(chuàng)作的。
《阿子》及《歡聞歌》,晉穆帝升平初年,唱完時總是喊一聲:“悶于你聽到?jīng)]有?”這話記載在《五行志》中。后人推衍它的聲調(diào),把它作為兩首歌曲。
《團扇歌》,晉中書令王珉同嫂嫂的侍婢有私情,深深相愛,嫂嫂打侍婢打得很厲害,侍婢平素善于歌唱,而王珉愛好手拿一把白團扇。所以創(chuàng)作了這支歌。
《督護歌》,塹球內(nèi)史遙逵之被晝弛殺害,塞產(chǎn)擔派府內(nèi)直督護丁‘吐收殮埋葬。逵之的妻子是直擔的大女兒,她把工哇叫到住處,親自詢問收殮送葬的事情,每問一事,總是嘆氣說:“丁督護!”那聲音悲哀深沉,后人依據(jù)她的聲調(diào),推衍成為曲調(diào)。
《懊償歌》是晉朝隆安初年,在民間訛傳歌謠的曲調(diào)。這話記載在《五行志》中。宋少帝重新制作新歌辭,太祖常稱它為《中朝曲》。
《六變》各曲,都依據(jù)某一件事創(chuàng)作歌辭。
《長史變》,是司徒左長史王廠在敗亡時創(chuàng)作的。
《讀曲歌》,是民間為彭城王劉義康創(chuàng)作的。它的歌辭就是:“犯死罪的是劉領軍,卻誤殺了劉第四。”
所有這些曲子,最初都是不合樂的徒歌,不久就配上音樂曲調(diào)。又有依據(jù)音樂曲調(diào),然后創(chuàng)作歌詞,魏代的三調(diào)歌詞就是屬于這一類.
古代天子處理政務,命公卿大夫進獻詩歌來陳述意見,由太師太傅修正,然后君主斟酌取舍。臺、堡時期沒有采集詩歌的官員,詩歌大多是從前代繼承下來的,既同當時事務不相適應,而且也沒有留傳給后代人觀看的價值。漢武帝雖然創(chuàng)作新歌,但他并不把光顯祖先、崇述正德放在首位,衹是歌詠眼前有關祭祀的事情以及一些吉祥的瑞兆罷了。商周時期《雅》、《頌》的體制已經(jīng)沒有了。
鞟舞,不知道它是什么時代產(chǎn)生的,但在漢塹已經(jīng)用于酒宴祭神了。在傅毅、張衡所寫的賦中,都提到它用于宴享的事。曹植《鞟舞歌序》說:“據(jù)蓮璽壺時《西園故事》的記載,有一位名全堅的人,能跳稗舞.社會動亂,他避亂到西上投靠星堡。先帝聽說他原先有舞技,把他召回。吏豎既然中途荒廢,同時認為古曲又多有謬誤,不同時代的文詞,未必要前后沿襲,所以依照從前的曲調(diào),改寫新歌詞五篇,不敢供備宮廷之用,近來作為小國的鄙俗之樂來演奏它。”晉朝的褂舞歌也有五篇,又有鐸舞歌一篇,幡舞歌一篇,《鼓舞伎》六曲,都在元旦朝會時演奏。如今幡舞、鼓舞的歌詞仍然保存,但舞卻已亡缺。鞟舞,就是今天的朝扇舞。
又說是置翅初年有杯盤舞,《公莫舞》。史臣查考:杯盤舞,是今天的《齊趾寧舞》。張衡《舞賦》說:“依次累疊七盤,而上下騰躍。”王粲《七樣》說:“在廣闊的廳堂表演七盤。”近世文士顏延之說:“盤扇的傳送反復翻動。”鮑昭說:“揮動良長的衣袖跳起七盤舞。”都是將七盤看作舞蹈。《搜神記》說:“晉朝太康年間,全國跳《晉世寧舞》,伸出手來接杯盤,翻來覆去。”逭就是漢代衹有盤舞,到了晉朝又加上杯子,將杯盤反復調(diào)換。
《公莫舞》,即令大的巾舞。相傳說項莊表演劍舞,堊伯用衣袖來阻擋他,使他不能殺害漢高擔,并且對墮韭說:“公莫。”占人彼此相稱叫做“公”,意思足說莫要殺害漢王。如今《公莫舞》用手巾作道具,是象征項伯衣袖的遣式。考《琴操》有《公莫渡河曲》,那么追一曲調(diào)的產(chǎn)生已經(jīng)很久了。世俗傳說出于項伯故事,是不對的, 江左初年,又有拂舞。以往認為拂舞是吳地的舞蹈,考察它的歌,卻不是吳地的歌詞。都在殿庭演奏.握迅《拂舞序》說:“自從到了江南,見到白符舞,有的人稱它為《白兒鳩舞》,說是自有此舞,已有數(shù)十年。考察歌詞的內(nèi)容,乃是呈國百姓苦于莖臘的虐政,希望歸屬晉朝的意思。”
又有白貯舞,考察舞蹈歌詞,有說到巾袍的話,白紆本來是呈地的出產(chǎn),白紆舞應當是吳地的舞蹈。置翅的《十-歌》義說:“潔白的白緒啊!一節(jié)節(jié)作對成雙。”呈地音稱呼緒為貯,可能白貯就是白緒。
鞟舞原本兩列各八人,桓玄將要稱帝,太樂遣送一群樂伎,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奏增滿為八個舞列,從此繼承F來,不再變革。宋明帝親自改作鞟舞曲調(diào)的歌詩,并且詔令左右親近之臣虞穌也作了歌詞。
又有西、傖、羌、胡各雜舞。隨王劉誕在裹腿時,創(chuàng)作《襄陽樂》,南平穆王任職豫州時,創(chuàng)作《壽陽樂》,趔州刺史選地之又造《西烏飛歌曲》,都在樂官演奏之列。歌詞大都放蕩,不夠典雅,
前代設樂宴飲,在喝得酣暢的時候,一定自己站起來跳舞,這就是《詩》中所說的“經(jīng)常舞得飄飄然如登仙”。酒宴奏樂一定跳舞,但不應經(jīng)常如此。《詩》譏刺的是經(jīng)常跳舞,不是譏刺跳舞。漢武帝設樂宴飲時,長沙定王起舞,又是一例。魏、晉以來,尤其看重用舞蹈相請,被請的人代替他起來跳舞,就像飲酒時用杯酒相請一樣。謝安請桓嗣跳舞就是一例.近代以來,這一風尚已經(jīng)沒有了。
孝武帝大明年問,將鞟舞、拂舞、雜舞配合鐘石樂器,在殿庭中表演。順帝升明二年,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說這件事,并且論述三調(diào)歌說:“臣聽說《風》、《雅》的創(chuàng)作,是很久遠的了。重要的詩歌,和國家的興盛衰亡有關,其次也表現(xiàn)在和美的風俗教化中。它出自人.山甚至能感動木石,當它聲音響亮地演奏起來,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。所以鄭相子產(chǎn)出行郊外時,能憑聲調(diào)辨明哀戚;延陵季札入聘魯國時,能從音樂觀察民俗。可見音樂不叫隨便地啟用,曲調(diào)怎能白白地演奏。歌舞的藝人既然設置,憂與樂就已見出征兆。清音與濁音衹要和諧,山聲與琴聲自然相應。遣乃是天地間的靈和之氣,盛袁的大關鍵,如今皇上圣德傳播四方,人們以禮樂交往,確實不是淺薄寡陋之臣所能斟酌裁斷的。臣以為三代、六朝沒有樂舞流傳下來,舞蹈歌詠隨著時光逝去而湮滅,它的神妙如風云流動而消失,今人追想當日的余曲而長久懷念,撫摩留存的樂器而慨嘆惋惜,事實就是這樣了.大凡天于專用的樂舞、樂器的演奏,以雅音作為功用,舞蹈的制度,以八列各八人為法式,所以舞蹈和樂器演奏,用來相互配合,季氏受到孔子指責,就在于他用了天子的樂舞。如今音樂官署舊有佾舞及二列八人之類,服裝既小相同,曲調(diào)也不一樣,推究今樂而考訂古樂,這…區(qū)別是顯然可知的。又,歌鐘一部,能夠諧和女樂,但僅僅以歌為稱,不是雅樂的樂器。大明年問,就用宮懸為鞟舞、拂舞伴奏,節(jié)奏雖然協(xié)調(diào),衹是有違雅樂的體制。將來懂音樂的人,或許對圣世有所譏議。如果認為鐘樂和舞已經(jīng)相配,不打算廢除,那就另行設置郃歌鐘,用來為羽佾之舞伴奏,而鞟舞、拂舞衹用于一般宴會,不用于朝廷祭享大禮,宮懸的演奏則嚴格依據(jù)雅樂的準則,這樣做就使得往日的樂舞與前代的典制不會湮減。臣從前已經(jīng)制作歌磬,還存放在音樂官署,可以拿來輔助歌鐘,配成一部,按照古代雅樂的義理,這樣做也許是妥當?shù)摹S郑裉斓摹肚迳獭非浅鲇谖簩m的銅雀臺,魏的曹操、曹丕、曹數(shù)的風韻,令人懷想。西晉時對它就很崇尚,束晉時更為看重,確實因為在樂舞中,它是最為杰出的。可是人情喜變,觀賞更改,它逐漸零落,在十余年中,散佚將近一半。自從近來家家爭逐新的靡靡之聲,人人愛好民歌俗唱,致力于煩促險急的音調(diào),不管律例法紀,放蕩無邊,不知道將到什么地步,造就排斥了典雅的正聲,助長了煩亂的淫樂。士人有等級差別,沒有特殊原因,不可以失禮;奏樂有一定的范圍,長輩和晚輩不可以共聽;所以由于下流的樂曲創(chuàng)作在民間一天天興盛起來,高雅的情韻風味就在士族中喪失了。大凡山川震動,社稷淪亡,災禍相同而各有戒懼,但那種哀傷的靡靡之音,隔代的人同樣地愛好,雖然作為亡國的征兆沒有什么不同,可是不管欣賞它的人,還是畏懼它的人,都仍舊進用,這真是臣弄不明白的地方。如今京都安定,全國太平,像壬匝那樣來正樂,使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,確實就在今天了。臣認為應當韶令主管部門,專力學習,收集整理往昔的樂曲,相互開導啟發(fā),凡是遺漏之處,都使其拾遣補闕,通曉舊曲的人俸祿優(yōu)厚,才藝聰慧的人提升官位,用利祿來打動他們,那么人人都想勉勵自己。他們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,可以用不著訓導而自然改革。恢復雅樂的本來面目,不久可以企及。”皇上下韶說:“僧虐奏表陳說如此。大抵樂舞既已陳設,就要辨明《雅》、《頌》正樂,用來感動人神,教化萬物。近來音樂已經(jīng)荒疏,羽佾之舞尚未形成,移風易俗,確實就在今天。從前阮咸有高明的見識,王塵顯示卓才,在增修樂舞遣業(yè)上,僧虐而如在不同的朝代中作出了同等的貢獻。這奏表即可交付外廷遵守知悉。”
樂器共有八類聲音:叫做金、石、土、革、絲、木、匏、竹。
八音第一類稱為金。金有鐘、镕、鋅、鐲、鐃、鐸。
鐘,《世本》說:“黃帝的樂工垂造的。”《爾雅》說人型的鐘稱為鏑,就是《書經(jīng)》中所說的“笙銹以間”的銹。中型的鐘稱為剽。剽音瓢。小型的鐘稱為棧。棧音酸,就是束晉初年所獲得的棧鐘。懸掛編鐘編磬的木架稱為筍虞,橫掛的稱為筍,縱掛的稱為虛。蔡邕說:“鐘磬上刻畫鳥獸的形狀,聲音洪大而有力度的稱它為鐘虞,聲音清細而沒有力度的稱它為磬虞,敲擊懸掛的鐘磬,可以知道它們是通過木架來發(fā)出聲音的。”
鎊的形狀像鐘,但比鐘大。史臣查考,前代記載有大鐘,如周量王的無射鐘就是一例,不止一處,都稱它為鐘;至于說到鑄,近代沒有聽到。
鋅是鋅于。圓如舂米的碓頭,上面大,下面小,如今民間還常有這一樂器。《周禮》:“用金鋅調(diào)和鼓聲。”
鐲是釭。形狀如同小鐘,行軍時敲它,用來作為鼓聲的節(jié)拍。《周禮》:“用金鐲節(jié)止鼓聲。”
鐃,形狀如鈴,但沒有鈴鐺,有短柄,用時執(zhí)柄,以槌敲擊作響。《周禮》,“用金鐃節(jié)止鼓聲”。墜絲的《鼓吹曲》稱為鐃歌。
鐸是大鈴,《周禮》,“用金鐸會通鼓聲”。
八音的第二類稱為石。石就是磬,《世本》說是一個叫做拯的人造的,不知叔是哪一代的人。《爾雅》說:“磬的形狀像犁鍬,用玉制成。”大的磬稱為馨。聲音囂。
八音的第三類稱為土。土就是塤,《世本》說:塤是暴題公造的,也不知暴新公是哪一代的人。凰伐天子領地中有一個暴國,恐怕就是那時的人。填是燒土做成的,大小像鵝蛋,上尖下平,形狀像秤錘,六個小洞。《爾雅》說,大的塤稱為刪,郵的讀音為“叫”。“小的塤像鶸蛋”。
八音第四類稱為革。革類中有鼓、桃、節(jié).大的稱為鼓,小的稱為棟。又稱為應。應劭《風俗通》說:“不知道是哪一個造的。”用鼓槌來敲擊的稱做鼓,用手搖動的稱作挑,鼓和跳有八面的稱做雷鼓、雷跳。有六面的稱為靈鼓、靈跳.有四面的稱為路鼓、路桃。《周禮》:“用雷鼓祭祀天神,用靈鼓祭祀社神,用路鼓祭祀鬼神。”鼓中有長達八尺的稱為奸鼓,用于軍事。長一丈二尺的稱為冬鼓,凡是守備及役事時就敲它。現(xiàn)代稱它為下鑒。鍪,《周禮》音戚,現(xiàn)代音切豉反。長六尺六寸的稱為晉鼓,演奏金屬樂器時就敲它。應鼓放在大鼓旁邊,就是《詩經(jīng)》中所說的“小鼓懸掛在大鼓旁邊”。小鼓有鼓柄的稱為紹。大紹稱為鞟。就是《月令》說的“五月修理軺、辨”。那么稆、紹就是手搖鼓一類。另外又有一種鱷皮鼓。
節(jié),不知道是誰造的。傅玄《節(jié)賦》說:“唱黃鐘歌,跳《九韶》舞,沒有節(jié)就不能開El歌唱,沒有節(jié)就不能打拍子。”那么節(jié)的產(chǎn)生也是很久遠的了.
八音的第五類稱做絲。絲類有琴、瑟,筑、箏,琵琶、空侯。
琴,晝?nèi)凇兜奄x》說:“宓羲氏制造琴。”《世本》說:“琴是神農(nóng)氏制造的。”《爾雅》:“大琴稱作離。”二十弦。現(xiàn)在沒有這一樂器。齊桓公有琴各號鐘,楚筵王有琴名繞梁,司馬相如有琴名瞧尾,蔡伯喈有琴名綠綺,事典出自傅玄《琴賦》。傳說焜尾足基值墮的琴,值壁的傳也這般說。從玆的賦來說,那么礁尾不是伯喈的琴。
瑟,星融《笛賦》說:“神農(nóng)氏制造瑟。”《世本》,“瑟是痙董壓制造的。”《爾雅》說:“有二十七根弦的瑟稱為灑。”現(xiàn)在沒有這種樂器。 筑,不知道是誰造的。史書衹是說過高漸離善于擊筑。
箏,演奏臺地音聲的樂器。傅玄《箏賦序》說:“世人認為箏是墓區(qū)造的。如今看來,箏的禮制合乎法度,音節(jié)窮盡哀樂之情,是具有仁智品格的樂器,怎么是亡國之臣能夠考慮到的呢!”《風俗通》卻說:“箏的形狀如筑,弦絲如瑟,不知道是誰改造的。”
琵琶,傅玄《琵琶賦》說:“漢朝遣送烏孫公主嫁給昆彌,考慮到她在途中思念家鄉(xiāng),所以命樂工改制箏和筑,制成可在馬卜演奏的樂器。因為要依從地方俗語,所以命名為琵琶,為的是容易在外國流傳。” 《風俗通》說: “揮手為琵,退手為琶,于是稱它為琵琶.,”杜摯說:“在長城的戰(zhàn)役中,將絲弦設置在小鼓上鼓奏,”這些說法不知道哪一種是正確的。這一樂器不列入帝王宮廷。
空侯,起初稱為坎侯,漠武帝減南越酬神,祭太一神和土神時,命樂工侯暉仿照琴制作坎侯,坎的意思是說它那種坎坎的聲音應合節(jié)奏。侯的意思衹是因為樂工姓侯罷了。后來稱它為空侯,那是音讀訛誤。古代將空侯用于郊廟雅樂,近代以來,專門用于楚地樂曲。宋孝武帝大明年間,吳興沈懷遠被流放廣州,他制造繞梁,這一樂器跟空侯相似,懷遠后來死了,他的樂器也失傳了。
八音第六類稱為木。木類有機、敔,都不知道是誰制作的.《樂記》說:“圣人制造成榨、揭、塤、篪。”它的產(chǎn)生也是很久遠的了。
祝的形狀如同涂漆的竹筒,方有二尺四寸,深有一尺八寸,中間有一個帶柄的木椎,用木椎連底拌動,使它向兩邊敲擊。
敔,形狀如同蹲伏的老虎,背上有二十七個櫛齒狀的鈕鐳,用一尺長叫做范的竹板,橫向敲擊它,用來節(jié)制樂曲終了。
八音第七類稱為匏。匏類有笙、竿。
笙,是一位叫做隨的人制造的,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入.在匏裹排列管子,在竹管頂端安置簧片。宮聲的竹管放在中央。有三十六個簧片稱為竽,宮聲的竹管放在左邊。在十九簧到十三簧之間的稱為笙。其他的地方,笙和竽都相同。竽在今天已經(jīng)失傳。“大笙稱它為巢,小笙稱它為和”。那笙中發(fā)音的簧片,是女媧氏制造的?《詩》的注解說:“衹要一吹笙,那么簧就發(fā)音了。”就是指笙中的簧片。《爾雅》說:“有十九個簧的笙稱為巢。”濕童查的時候,墅厘任文學宮的聶量在愛的祭祠里得到古代的笙,笙管是用白玉制成的。恐怕是到了后代才把笙管換成竹子。
八音的第八類稱為竹。竹指樂律,樂器有簫、管、篪、籥、笛。樂律見《律歷志》。
簫,《世本》說:“是舜制造的”《爾雅》說:“編結二十三根管子,長一尺四寸的稱為管,十六根管子長一尺二寸的稱為笑。”茭音爻。凡是簫也稱為籟。前代有一種洞簫,這一樂器今天已經(jīng)亡失。蔡邕說: “簫,編結竹管,管中有底。”那么在蔡邕的時候就沒有中空的洞簫了。
管,《爾雅》說:“長一尺,圍一寸,并排涂漆,有底。”大的稱為籌。篙音驕。中等大的稱為簿。小的稱為夠,莎音妙。古代用玉做管子,就是舜時西王母所獻的白玉琯。《月令》:“調(diào)琴、瑟、管、簫。”蔡邕注釋說:“管的形狀長一尺,圍一寸,有孔洞而沒有底。”這一樂器今天已經(jīng)失傳。
篪,《世本》說:“是暴新公制造的。”舊記說,也稱做管。史臣查考,這一說法是不對的。雖然不知道暴新公是哪一朝代人,但不是舜以前的人是很清楚的。舜的時候西王母進獻管樂器,那就是當時已經(jīng)有了這一樂器,新公怎么制造篪呢?《爾雅》說:“篪,大者長一尺四寸,圍三寸,稱為沂。”沂音銀。也稱為翹。“小的長一尺二寸”。現(xiàn)今有胡篪,出自胡地吹奏,不是雅樂的樂器。
籥,不知道是誰制造的。 《周禮》有籥師,掌管教公卿大夫的子弟在秋冬季節(jié)裹吹籥。就是如今《凱容》、《宣烈》舞中所持的羽籥,大約就是《詩經(jīng)》所說的“左手執(zhí)籥,右手執(zhí)翟”的了。《爾雅》說:“籥如同笛,但籥衹有三個孔而且短小。”《廣雅》說:籥有一。大的稱為產(chǎn),中等的稱為仲,小的稱為鮪。紡音握。
笛,查考驅(qū)《長笛賦》,這一樂器是近代產(chǎn)生的,出自差族中,塞屋完備它的五音。又說丘仲善于吹笛,沒有說是丘必制造的。《風俗通》卻說:“丘仲制造笛子,是漢武帝時的人。”此后更有羌笛罷了。三種說法不同,不知道哪一種是正確的。
葭,杜摯《笳賦》說:“李伯陽進入西戎時制造的。”漢朝舊注說:“菰,號稱吹鞭。”《晉先蠶儀注》:“皇上車駕停下的時候,吹小菰;出發(fā)的時候,吹大菰。”菰就是葭。又有胡笳。漢朝舊有的《箏笛綠》有胡笳的曲調(diào),但沒有記述這曲調(diào)產(chǎn)生的經(jīng)過。
鼓吹,就是短簫鐃歌。蔡邕說:“鼓吹是軍樂,是黃帝時岐伯制作的,用來宣揚德教,建立武功,鼓勵戰(zhàn)士,諷勸敵人。”《周官》說:“部隊有功就奏慶祝作戰(zhàn)勝利的軍樂。”《左傳》說:晉文公戰(zhàn)勝了楚國,“整頓部隊,奏著得勝的軍樂回來”。《司馬法》說:“得意就奏凱樂,唱凱歌。”雍門周游說盂嘗君,“在不可測度的深淵鼓吹”。解釋的人說,鼓自是指一件東西,吹是指竽、籟一類的樂器,所謂鼓吹不是指簫、鼓合奏,另外作為一種樂曲的名稱。那么短簫鐃歌在這時還沒有稱為鼓吹了。在應劭的漢朝《鹵簿圖》上,衹有騎在馬上的人手中拿著菰。菰就是笳,沒有說鼓吹,可是漢代有黃門鼓吹樂。漢代祭享宴飲用黃門鼓吹樂十三支樂曲,與魏的鼓吹長簫曲相同。關于長簫短簫的問題,《伎錄》放在一起說,絲樂器和竹樂器共同演奏,執(zhí)節(jié)的人唱歌。又,《建初錄》說:《務成》、《黃爵》、《玄勘、《遠期》,都是騎吹曲,不是鼓吹曲。造就是過去陳列在殿庭演奏的是鼓吹曲,今天在路上隨行演奏的鼓吹曲是騎吹曲,兩種曲子不相同。又,逐護觀望魏武帝的部隊,奏著鼓吹曲回來,這又應當是今天的鼓吹曲。魏、晉的時代,又給予將帥以及營門的樂曲大概是鼓吹樂,造就是那時稱它為鼓吹了。魏、晉兩朝賜給鼓吹樂很輕易,營門督將五校,都有鼓吹樂。東晉初年,臨貝太守邀墊每次睡覺,總是在夢中聽到鼓吹樂。有人給他算命說:“您活著的時候得不到鼓吹樂,將在死后得到鼓吹樂罷了。”謝搞在追擊杜歿時陣亡,朝廷追贈他為長水校尉,在殯葬時賜給鼓吹樂。謝迪任遼夏太守時,到武昌去和安西將軍庾翼商量事情。庾翼同謝尚比賽射箭。說: “你如果射中靶子,我將拿鼓吹樂作為獎賞。”謝尚射中了,庾翼就將自己的那副鼓吹樂副隊給他。如今卻是很看重的了。
角,在書籍中沒有記載。有人說是出自羌胡之族,用它來驚擾中原各國的馬。有人說是出自吳越之地。舊志說:“古樂有籟、缶。”如今都沒有。史臣查考,據(jù)《爾雅》所載,籟本是簫的另一名稱罷了。《詩》說:“坎坎地敲著缶。”《毛傳》說:“盎稱為缶。”
筑城時砸土的樂曲,出自梁孝王。梁孝王建筑睢陽城,廣十二里,創(chuàng)作首倡的歌聲,敲小鼓作為節(jié)拍,筑城的人砸下木杵來應答它。后代稱這一歌聲為《睢陽曲》,到今天仍然流傳。
在魏、晉的時候,有一姓孫的人善于增廣舊樂曲,宋識善于打拍子唱和,陳左善于清唱,列和善于吹笛,郝索善于彈箏,朱生善于琵琶,最能發(fā)揚新聲。盡玄著書說:“人們?nèi)绻麣J慕聽說遇的人而忽視見到的人,不是也很糊涂嗎?假如這六位音樂家生在上世,那就超越古今而無與倫比,哪裹衹是與夔和伯牙同契合呢?”查考這一觀點,那么從魏、晉以后,都是孫、朱等人留下的規(guī)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