鑒賞

　　據(jù)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記載：武王克商，作《武》，“其卒章曰‘耆定爾功”’，又據(jù)《禮記·樂記》記載，孔子曾說《大武》“再成而滅商”，可知《武》是《大武》樂舞二成的歌詩?！段洹分畼肺?，表現(xiàn)的正是武王牧野克商的歷史事實。史載武王十一年二月，周武王率兵伐商，進(jìn)至商國都城朝歌南郊之牧野，紂王發(fā)大軍相抗。周師大將軍呂尚領(lǐng)先鋒武士挑戰(zhàn)，殷軍前部倒戈而自攻其后，武王大軍乘機掩殺過去。紂王大敗逃回朝歌，登鹿臺自焚，殷商滅亡，周武王成為天下最高君主。毫無疑問，這一戰(zhàn)爭的勝利成功是周代最大的業(yè)績，周武王為周代政權(quán)的建立立下了最高的功勛。所以《武》詩一開頭，就以最高亢最雄渾的歌喉對周武王做出了贊頌：“於皇武王！無競維烈?！币笊棠┠辏q王荒淫暴虐，厚賦稅以盤剝國人，造炮烙酷刑以鎮(zhèn)壓異己，嬖愛婦人妲己，寵信佞臣費中、惡來，醢九侯，脯鄂侯，囚西伯（即周文王），微子數(shù)諫不聽而亡去，比干強諫而被剖心，箕子佯狂為奴亦遭囚。紂王的倒行逆施，令百姓怨憤，令諸侯寒心。因此，周武王伐商，是一場反抗暴政的正義戰(zhàn)爭，是符合民意、順應(yīng)歷史潮流的壯舉，它必然得到上至貴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擁護(hù)與歡迎、響應(yīng)。此篇《頌》詩對周武王完成克商大業(yè)的贊美，盡管是站在周王朝統(tǒng)治者立場上的，但也是同時代民眾心聲的反映，令人感到真實可信，不像后世郊廟歌詞虛應(yīng)故事的陳詞濫調(diào)那么惹人厭煩。

　　在唱出開頭兩句頌歌后，詩人筆調(diào)一轉(zhuǎn)，飲水思源，懷念起為克商大業(yè)打下堅實基礎(chǔ)的周文王來。文王（即西伯）被紂王囚禁羑里，因其臣閎夭等人獻(xiàn)寶物給紂王而得赦免，他出來后獻(xiàn)洛西之地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，伐崇戡黎，建立豐邑，修德行善，禮賢下士，深得人心，諸侯多叛紂而往歸之。他為武王的成功鋪平了道路，使滅商立周成為水到渠成之事，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懷?！霸饰摹痹圃?，真是情見乎詞。

　　詩的最后三句，直陳武王繼承文王遺志伐商除暴的功績，將第二句“無競維烈”留下的懸念揭出，在詩歌的語言運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，使原本呆板的《頌》詩因此顯得吞吐從容，涌動著一種高遠(yuǎn)宏大的氣勢?？梢哉f，此詩是歌功頌德之作中的上品。

　　當(dāng)然，《頌》詩的本質(zhì)決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飾成分。武王伐商，詩中聲稱是為了“遏劉”，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殘殺，拯民于水火。但戰(zhàn)爭是殘酷的，所謂“圣人號兵者為兇器”（《六韜》）是也，牧野之戰(zhàn)，《尚書·武成》有“流血飄杵”的記載，《逸周書·世俘》亦有“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”的說法。所以崇尚仁義的孔子不免對之感到有些遺憾，說：“《武》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?！保ā墩撜Z·八佾》）他老先生的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