鑒賞

　　要說清楚這首詩，必須牽涉到當(dāng)時的一段歷史。公元前745年，晉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師于曲沃，號為桓叔。曲沃在當(dāng)時是晉國的大邑，面積比晉都翼城（今山西翼城南）還要大。再加上桓叔好施德，頗得民心，勢力逐漸強大，“晉國之眾歸焉”（司馬遷《史記·晉世家》）。過了七年，即公元前738年，晉大臣潘父殺死了晉昭侯，而欲迎立桓叔。當(dāng)桓叔想入晉都時，晉人發(fā)兵進攻桓叔。桓叔抵擋不住，只得敗回曲沃，潘父也被殺。作者有感于當(dāng)時的這場政治斗爭，在事發(fā)前夕寫了這首詩。《毛詩序》云：“《揚之水》，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國以封沃，沃盛彊，昭公微弱，國人將叛而歸沃焉。”將詩的創(chuàng)作背景交待得很明白。

　　后人對此詩的主旨和作者，有不同的意見，今人程俊英采嚴(yán)粲《詩緝》“言不敢告人者，乃所以告昭公”之說，在《詩經(jīng)譯注》中認(rèn)為“這是一首揭發(fā)、告密晉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結(jié)搞政變陰謀的詩”。詩中的“素衣朱襮”、“素衣朱繡”等都是就潘父而言，說這些本都是諸侯穿的服飾，而“他也穿起諸侯的衣服”，并進一步推測該詩作者“可能是潘父隨從者之一”，他是“忠于昭公”的。但今人蔣立甫認(rèn)為“這樣理解，恐于全詩情調(diào)不合”，他引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之語“桓叔之盛強，實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國，故詩首句言亂本之所由成耳”，認(rèn)為詩中的“素衣朱襮”、“素衣朱繡”等都是就桓叔而言，是“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為諸侯”，他也推測該詩作者“可能是從叛者”，但并不“忠于昭公”，而是站在桓叔一邊的。宋朱熹的說法比較平穩(wěn)，以為“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，是為桓叔。后沃盛強而晉微弱，國人將叛而歸之，故作此詩”（《詩集傳》）。

　　蔣立甫之說似更合理。因為根據(jù)程俊英的說法，潘父與桓叔合力謀反既然是密事，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開穿起諸侯的衣服去見桓叔。這等于泄密。而桓叔見其僭越之服，自然會有看法。所以，“素衣朱襮”、“素衣朱繡”諸語，不可能是對潘父的一種描寫，而是就桓叔而言，是對桓叔早日能成為諸侯的一種熱切盼望。

　　詩以“揚之水”開篇，是一種起興，并以此引出人物，暗示當(dāng)時的形勢與政局，頗為巧妙。而詩的情節(jié)與內(nèi)容，也隨之層層推進，到最后才點出其將有政變事件發(fā)生的真相。所以，此詩在鋪敘中始終有一種懸念在吸引著人，引人入勝。而“白石鑿鑿（皓皓，粼粼）”與下文的“素衣”、“朱襮（繡）”在顏色上亦產(chǎn)生既是貫連又是對比的佳妙效果，十分醒目。并且此詩雖無情感上的大起大落，卻始終有一種緊張和擔(dān)憂的心情，在《詩經(jīng)》中也可以說是別具一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