詩歌理論 在對詩歌的政治作用的認識上,蘇舜欽與梅堯臣是一致的。他在《石曼卿詩集序》中說:“詩之于時,蓋亦大物?!彼^“大物”,即是指詩可以反映“風教之感,氣俗之變”,若統(tǒng)治者有“采詩”制度,就可以據(jù)以“弛張其務”,達到“長治久安”。因此,他批評“以藻麗為勝”的文學風氣,而大力贊揚穆修等人“任以古道”,石曼卿的詩能“警時鼓眾”。而且如前所言,他還提出過“文之生也害道德”的頗為極端的意見。其實蘇氏為人性格偏于豪放開張,并無道學家的氣息,他的這些主張與他在仕途上積極進取的欲望有重要的關系。
觸及現(xiàn)實 作為一個關切時政、渴望有所作為的詩人,蘇舜欽的詩常常觸及一些嚴峻的現(xiàn)實問題。他的《慶州敗》記敘了宋王朝與西夏戰(zhàn)爭的失敗,痛心疾首地批評了朝廷在邊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將領的無能;《吳越大旱》寫到一方面饑荒病癘使“死者道路積”,另一方面官府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(zhàn)爭,仍無情搜括糧食,驅(qū)使丁壯勞力上戰(zhàn)場,致使“三丁二丁死,存者亦乏食”,最后并以“胡為泥滓中,視此久戚戚。長風卷云陰,倚柂淚橫臆”之句,表述了自己內(nèi)心的痛苦;《城南感懷呈永叔》同樣寫出民間由于饑荒而出現(xiàn)的慘狀:“十有七八死,當路橫其尸。犬彘咋其骨,烏鳶啄其皮。”并以“高位厭粱肉,坐論攙云霓”與之相對照,直斥權勢者的無能與無恥。
尖銳直截 在反映時弊、揭露社會矛盾方面,蘇舜欽往往比梅堯臣來得尖銳直截。這一方面是由于個性的關系,另一方面也同蘇舜欽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關。他本是自視很高的人,卻總是受排擠乃至遭誣陷,所以既感到自己無法為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,又感到個人失意的苦悶。這兩種情緒糾合在一起,使彼此都強化了?!冻悄细袘殉视朗濉返哪┮还?jié)說:“我今饑伶俜,憫此復自思:自濟既不暇,將復奈爾為?愁憤徒滿胸,嶸峵不能齊。”言外之意是:倘若自己能掌握權位,便能夠拯救百姓;無奈自顧不暇,所以格外憤懣。而在有些詩中,他更把個人的不滿直接宣泄出來,如《對酒》: 丈夫少也不富貴,胡顏奔走乎塵世!予年已壯志未行,案上敦敦考文字。有時愁思不可掇,崢嶸腹中失和氣。侍官得來太行顛,太行美酒清如天,長歌忽發(fā)淚迸落,一飲一斗心浩然。嗟乎吾道不如酒,平褫哀樂如摧朽。讀書百車人不知,地下劉伶吾與歸!
坦露激昂 這種詩情緒坦露激昂,略近于李白的風格,雖然畢竟還不如李白的意氣高揚,不可一世。《宋史》本傳說蘇舜欽“時發(fā)憤懣于歌詩,其體豪放,往往驚人”。在北宋詩人中,他確是有些唐人的氣味。所以他的理論表述雖然迂腐,詩歌卻因情感袒露而顯得頗有生氣,不是一副道學面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