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平

師從宋濂　　方孝孺師從“開國文臣之首”的翰林學(xué)士（正五品）宋濂，歷任陜西漢中府學(xué)教授（從九品1392-1398年），翰林侍講（正六品1398-1399年），侍講學(xué)士（從五品，1399-1400年），直至按照《周禮》更定官制，將侍講學(xué)士和侍讀學(xué)士（皆為從五品）合并為文學(xué)博士，并升任文學(xué)博士（正五品，1400-1402年）。建文年間（1399-1402年）擔任建文帝的老師，主持京試，推行新政。　　幼聰慧，6歲能詩，人奇其才。呼為“小韓子”15歲隨父兄北上濟寧，勵志攻讀。及長，承學(xué)于宋濂，深受器重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東閣大學(xué)士吳沉等起薦方孝孺，應(yīng)征至京，在奉天門奉旨作《靈芝》、《甘露》二詩，甚合上意。賜宴時，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幾具，試其為人，方孝孺正之而后坐。朱喜其舉止端莊，學(xué)問淵博，有期待日后輔佐子孫之意，厚禮遣回鄉(xiāng)。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，先德化而后政刑；而太祖則主張以猛治國，運用嚴刑峻法控制官民，所以他沒有對方孝孺加以重用。[2]此后十年，居家讀書寫作，著《周易考次》《宋吏要言》等篇。31歲時，仇家于叔爭訟，詞連孝孺，官府籍其家，械押至京問罪。朱元璋見孝孺名，特名釋放，洪武二十五年，再次受薦，授漢中府學(xué)教授，深為蜀獻王賞識，聘為世子師。洪武三十一年，朱允炆（建文帝）繼位，召孝孺入京，任翰林侍講學(xué)士，次年，值文淵閣，尊師以禮，帝讀書有疑，即召講解。凡國家大事，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，時宮中纂修《太祖實錄》及《類要》，孝孺任副總裁。后調(diào)文學(xué)博士，奉命與董倫、高遜志等主持京考。

被殺爭議　　明初靖難之變中的方孝孺之死，是論史者繞不開的一個沉重話題。對方孝孺的評說日見分歧，一種觀點是秉承前說，將方孝孺定位為忠節(jié)奇儒，而另一種新出的說法卻將其稱作愚忠的典型。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說，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義。　　建文帝即位后，著手削藩，方孝孺積極參與其事，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(quán)的題中之意，此事上關(guān)皇位大統(tǒng)，下系黎庶福祉。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統(tǒng)，破壞的是立嗣以嫡以長的成憲，用今天的術(shù)語而言，就是破壞了憲法。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，以不奉詔而身死，我以為這決不是殉于一家一姓，更不是愚忠，方孝孺之死，乃是死于維護成憲，維護制度。身死于削藩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方孝孺不是第一個，其前有西漢文帝時的晁錯，在其同時有黃子澄、齊泰等人，方孝孺之所以更為出名，一是因為方孝孺案株連人數(shù)之多(達873人)，二是因為方孝孺文名之盛。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誤，當然也是明顯的，此節(jié)已被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論定為帝暗臣疏，在此也無妨提及，在此前（帝甫即位，當洪武三十一年，未改建文之號之日），高巍已上言，削藩宜用賈誼分建諸侯之說和主父偃推恩之策，勿行晁錯削奪之謀，而方孝孺作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，卻未能使建文帝聽服高巍的建言，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難之禍。

以身護法　　言及君主制度，皇帝作為一種存在，在更大的意義上只是一種名氣，一種象征。真正有效地統(tǒng)治國家，治理國家的乃是文官集團，乃是皇帝在“天子”名義下統(tǒng)率的文官集團。我們不能把皇帝的權(quán)力和權(quán)威視作無限制的大，正如錢穆先生在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一書中分析的那樣:君權(quán)與相權(quán)的分設(shè)，政府對皇權(quán)的制衡，足以證明傳統(tǒng)政治體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，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，不可以專制二字抹殺之。美籍學(xué)者何炳棣曾花費數(shù)年時間，搜集了上萬份明代監(jiān)生、貢生、舉人、進士的履歷表，統(tǒng)計研究后得出了一個結(jié)論，由科舉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團，其成員不僅經(jīng)常變動，而且多來自于社會中下層，亦即并沒有形成壟斷統(tǒng)治權(quán)的文官貴族集團，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對穩(wěn)定的一個重要原因，以至于有的論者說，中國自宋代以后無史，循環(huán)而已。這也正從另一側(cè)面說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備及其與所依賴的經(jīng)濟制度的配套適應(yīng)。靖難之變中還有一處歷史細節(jié)，當南京城破后，燕王朱棣(成祖)對方孝孺說:“先生毋自苦，予欲效周公輔成王耳。”作為文官集團代表的方孝孺質(zhì)問朱棣:“成王安在？”成祖曰:“彼自焚死。”方說:“何不立成王之子。”成祖曰:“國賴長君。”方說:“何不立成王之弟。”成祖曰:“此朕家事。”至此，朱棣已理屈詞窮，然朱棣能以馬上得天下，終不可以馬上治天下，能以非法手段取之，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，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護法的意義和效果，當然這已是后話了。　　至此，我想到了治史的兩種方法，即顯微鏡目光和望遠鏡目光，亦即分析與綜合手法，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團成分的構(gòu)成是分析手法(顯微鏡目光)的典型例子。而后者，綜合手法(望遠鏡目光)即是說: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歷史框架內(nèi)，較長的歷史階段去考量，方可明了其真正意義，有以對其正確定位。“敘事不妨細致，而結(jié)論則要看遠不顧近”，這便是黃仁宇先生所謂的大歷史觀。由此而言，我們將某種似是而非的榮譽或責任推加到某個歷史人物身上，即便這個人是皇帝，而對事件、制度背后深層的地理、經(jīng)濟原因(中國所處的亞洲大陸地理環(huán)境以及在此基礎(chǔ)上形成的農(nóng)耕文明)視而不見，是于事無補的。　　當我們冷靜、客觀地面對歷史時，我們應(yīng)當作出這樣的評說: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氣節(jié)，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，方孝孺為人不免空疏迂闊，但決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蓋的。

克勤之子　　官歷文學(xué)博士，子希直。娶鄭氏，誥授夫人。同治癸亥，旨準崇祀文廟。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時。建文四年殉難，葬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有碑。幸蒼天不泯忠，不乏嗣，子彥祥年九歲，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嬰故事，隱居興國州鴻濱橋，生三子，省一。省二。省三，省一居興國州守先人墓，省二。省三遷湖北羅田縣石橋鋪，見山水秀麗，肇基茲土而有家焉。迄今二十余世，人丁蕃衍，星羅棋布，丁男日盛，南北縱橫五十余里，可謂義城望族。省三復(fù)遷回林家沖原籍。遷羅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，擢江南糧儲道。子四人：宗甫。衡甫。權(quán)甫。憲甫。宗甫長子維邦。維谷居方家山，（憲甫居匡家沖另譜）。維魁生添瑀祖，瑀生四子。長應(yīng)松生三子：長曰钅錄，開榮張戶；次曰鉛，開啟先戶。省二戶。璟瑄 戶；三曰钅鼎，開官武戶。應(yīng)株開均仲戶。愿后嗣毋忠血統(tǒng)，當思水源木本之義。致于列祖分遷，親疏夫子派不在此限，后嗣勿替之耳。《敦睦堂~方匡八修宗譜》　　明蜀王賜正學(xué)公像贊：　　綠鬢紅顏，金精玉粹。聘束帛于山林，膺綸言于殿陛。身游乎蓬島方壸之間，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。潛溪之后學(xué)，名聞九重；元英之云孫，華間奕世。是所謂孝于父母，友于兄弟者也。　　孝孺之子 彥八公　　正一評事，誥贈禮部主事。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時。原配饒氏，誥封夫人，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時。生子三：省一。省二。省三。繼娶魏氏，誥封夫人。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時。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時。公妣合葬興國州南門外龜形有碑。

誅滅十族　　方孝孺的妻子鄭氏和兩個兒子方中憲、方中愈上吊死了，兩個女兒投秦淮河而死。家人之后，他的親戚朋友也都遭了殃。每抓到一個，都帶到方孝孺的面前，讓他看看，再行千刀萬剮，一共殺了七天，八百七十三人。方孝孺鎮(zhèn)定自若，不為所動，還忙里偷閑，做了一首絕命詩，古色古香——“天降亂離兮，孰知其由？奸臣得計兮，謀國用猶。忠臣發(fā)憤兮，血淚交流。以此殉君兮，抑又何求？嗚呼哀哉兮，孰不我尤！”平心而論，詩做得很一般。當?shù)艿芊叫⒂驯焕Φ剿拿媲皶r，他罕見地留下了眼淚。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絕告別哥哥：“阿兄何必淚潸潸，取義成仁在此間。華表柱頭千載后，旅魂依舊回家山。”看來這弟兄倆還真是一樣的驢脾氣。八百多人殺完了，輪到方孝孺了，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，傳說一刀下去之后，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，以手沾血連書“篡”字，一共寫了二十四個半才斷氣。他的學(xué)生也是高干子弟，德慶侯、廖永忠的兩個孫子廖鏞、廖銘，偷偷撿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寶門外山上，隨后這兩個仗義的學(xué)生隨即被殺。方孝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、也是唯一被誅十族的人。　　除去殺的人，此案還入獄、充軍、流放一千多人。方孝孺的詩文在永樂年間是禁書，誰敢藏有，殺頭。方孝孺死了，被用世界上最殘酷但是最露臉的殺人法殺死了。在此之前，八百多姓方的、不姓方的，和方有血緣關(guān)系、沒血緣關(guān)系，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像牲畜一樣被殺掉了　　直到明仁宗即位，喻禮部：“建文諸臣，已蒙顯戮。家屬籍在官者，悉宥為民，還其田土。其外親戍邊者，留一人戍所，余放還。”到萬歷十三年三月，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，“釋坐孝孺謫戍者后裔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、廣東凡千三百余人”。“有詔褒錄建文忠臣，建表忠祠于南京，首徐輝祖，次孝孺云”。　　被害人方孝孺被兇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