賞析

　　這首《蒿里行》可以說是《薤露行》的姐妹篇，清人方東樹的《昭昧詹言》中說：“此用樂府題，敘漢末時事。所以然者，以所詠喪亡之哀，足當哀歌也。《薤露》哀君，《蒿里》哀臣，亦有次第。”就說明了此詩與《薤露行》既有聯(lián)系，又各有側(cè)重不同。《蒿里》也屬樂府《相和歌·相和曲》，崔豹《古今注》中就說過：“《薤露》送王公貴人，《蒿里》送士大夫庶人，使挽柩者歌之，世呼為挽歌。”因此，如果說《薤露行》主要是寫漢朝王室的傾覆，那么，《蒿里行》則主要是寫諸軍閥之間的爭權(quán)奪利，釀成喪亂的歷史事實。

　　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歷史畫卷：關(guān)東各郡的將領(lǐng)，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，準備興兵討伐焚宮、毀廟、挾持獻帝、遷都長安、荒淫兀恥、禍國殃民的董卓。當時各郡雖然大軍云集，但卻互相觀望，裹足不前，甚至各懷鬼胎，為了爭奪霸權(quán)，圖謀私利，竟至互相殘殺起來。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，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、鑄印刻璽、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，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，并對因此造成的戰(zhàn)亂感到悲憤。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(guān)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，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。然而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，自“鎧甲生蟣虱”以下，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(zhuǎn)向描寫戰(zhàn)爭帶給人民的災(zāi)難，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，表現(xiàn)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(guān)注和擔憂，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，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。

　　連年的征戰(zhàn)，使得將士長期不得解甲，身上長滿了蟣子、虱子，而無辜的百姓卻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，滿山遍野堆滿了白骨，千里之地寂無人煙，連雞鳴之聲也聽不到了，正是滿目瘡痍，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，令人目不忍睹。最后詩人感嘆道：在戰(zhàn)亂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，自己想到這些慘痛的事實，簡直肝腸欲裂，悲痛萬分。詩人的感情達到高潮，全詩便在悲愴憤懣的情調(diào)中戛然而止。

　　此詩比《薤露行》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(zāi)難的原因，更坦率地表現(xiàn)了自己對現(xiàn)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。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始，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(jīng)歷，較之《薤露行》中所述諸事，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，故詩中反映的現(xiàn)實更為真切，感情更為強烈。如最后兩句完全是詩人目睹兵連禍結(jié)之下民不聊生，哀鴻遍野的真實情境而產(chǎn)生的感時憫世之嘆。劉勰評曹氏父子的詩曾說：“志不出于滔蕩，辭不離于哀思。”（《文心雕龍·樂府》）鍾嶸評曹操的詩也說：“曹公古直，甚有悲涼之句。”（《詩品·下》）都指出了曹操的詩歌感情沉郁悲愴的特點。惟其有情，故曹操的詩讀來有感人的力量；惟其悲愴，故造成了其詩沉郁頓挫、格高調(diào)響的悲壯氣勢。這首《蒿里行》即是極為典型的例子。故陳祚明說：“孟德所傳諸篇，雖并屬擬古，然皆以寫己懷來，始而憂貧，繼而憫亂，慨地勢之須擇，思解脫而未能，亹亹之詞，數(shù)者而已。”（《采菽堂古詩選》）可見曹操詩歌抒憂寫憤的特征已為前人所注重。

　　正因為此詩實錄當時事實并由詩人直抒胸臆，故全詩用了簡潔明了的白描手法，無意于詞句的雕鑿粉飾，而以明快有力的語言出之，如“關(guān)東有義士，興兵討群兇。初期會孟津，乃心在咸陽”四句，明白如話，一氣直下，將關(guān)東之師初起時的聲勢與正義刻畫殆盡，自己的愛憎也于此鮮明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又如“軍合力不齊，躊躇而雁行”等語描寫聯(lián)軍將領(lǐng)的各懷私心，逡巡不前，可謂入木三分。對于袁紹等軍閥的譏刺與抨擊是隨著事態(tài)的發(fā)展而逐步表現(xiàn)的，起先稱之為“義士”，并指出“乃心在咸陽”，意在恢復漢祚，然自“躊躇而雁行”已逗出其軍心不齊和怯懦畏戰(zhàn)的弊端。然后寫其各為勢利而爭、發(fā)展到自相殘殺,最后點明其稱帝野心，可謂如層層剝筍，步步深入。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語言寫來，令人感到詩人抑捺不住的真實感情，而軍閥懦弱而丑惡的嘴臉已躍然紙上。至于詩人感情的強烈，也完全由明暢的語言沖口而出，如寫白骨蔽野，千里無人，都以直陳其事的方式說出，最后說“生民百遺一，念之斷人腸”，直出胸臆，無一絲造作之意，可視為詩人心聲的自然表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