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描述上林苑的各條河流說:“丹水,紫淵,灞、浐、涇、渭,八川分流,相背而異態(tài)”,“灝溔潢漾……東注太湖。”這八條河流自流入黃河,黃河距離太湖數(shù)千里,中間隔著泰山以及淮河、濟(jì)水、長江,怎么會與太湖牽扯到一起?郭璞《江賦》云:“注五湖以漫漭,灌三江而溯沛。”《墨子》曰:“禹治天下,南為江、漢、淮、汝,東流注之五湖。”孔安國曰:“自彭蠡,江分為三,入于震澤,遂為北江而入于海。”這些話都是沒有仔細(xì)考察地理的結(jié)果。長江、漢水到太湖自隔著山,它們的下游則繞過太湖往下直接流入大海,怎么會說入太湖呢?淮水、汝水直接從徐州流入大海,和太湖全無關(guān)系。《禹貢》云:“彭蠡既潴,陽鳥攸居。三江既入,震澤底定。”從文字的對偶來說,彭蠡,是水聚集的地方,三江,是水流入的地方,并非說三江流入太湖。太湖上面的源頭都被群山環(huán)繞,根本沒有大的河流,太湖的下游才有很多大的河流,也沒有誰知道哪些屬于三江。大概如果三江的水沒有去處,太湖就會堵塞成為禍害;如果三江的水有去處,太湖才會安定。這就是水的特性。
海州東海縣西北有兩座古墓,當(dāng)?shù)氐姆街痉Q它們?yōu)椤包S兒墓”。墓上有一塊石碑,字跡已經(jīng)模糊得無法識別,沒人知道黃兒是誰。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時,有一次巡視下轄各縣因而見到了這墓,說:“漢二疏,東海人,此必其墓也。”于是稱它們?yōu)椤岸枘埂保⒃谂赃吙塘耸笕擞职堰@碑文收入了地方志。根據(jù)我的考證,疏廣,東海蘭陵人,蘭陵今天屬沂州承縣,今天的東海縣乃漢之贛榆,自屬瑯琊郡,不是古代的東海縣。今天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,向東又二里有疏受墓。石延年不查考地志,只見今天稱這里為東海縣,就認(rèn)為那兩座墓是“二疏”的墓,極為錯誤。一般來講地名像這種情況的很多,沒必要一一記述。我剛剛擔(dān)任沭陽縣主簿時,見到地方志中增加了此事,后代的人不知道緣由往往認(rèn)為地方志是真實(shí)的實(shí)錄。因此把這件事隨手記錄在這里,以表明天下的地理類圖書并不是完全可信的。“黃兒墓”的北面又有“孝女冢”,廟的外觀很雄偉,是屬于官府祭祀的廟宇。孝女也是東海人。漢代的贛榆既不屬于現(xiàn)今的東海縣的舊地,那么“孝女冢”廟也是后人根據(jù)今天的縣名附會建造出來的。
楊文公《談苑》記載南唐后主厭煩清暑閣前長草,徐鍇就讓后主把桂樹枝的碎屑撒在地上的磚縫中,多年生的雜草就全死了。并說《呂氏春秋》上提到“桂枝之下無雜木”。大概是由于桂樹的氣味能蜇死草木的緣故。但桂樹能殺死草木,自是它本來的特性使然,它并不用氣味去蜇草木。《雷公炮炙論》上說:“把桂木切成小丁,用以釘在其他樹上,那樹就會死去。”一個桂木丁是極微小的,未必能夠蜇死大樹,自是它的特性與其他草木相克罷了。
天下地名上的錯亂矛盾,大概很難考察明白。例如楚國的章華臺,亳州城父縣、陳州商水縣、荊州江陵、長林、監(jiān)利縣都有,乾溪也有好幾處。據(jù)《左傳》,楚靈王七年,“成章華之臺,與諸侯落之。”杜預(yù)的注釋是:“章華臺,在華容城中。”華容即今天的監(jiān)利縣,并非岳州的華容縣。監(jiān)利縣至今有章華臺的遺址在縣城中,與杜預(yù)的說法相符。亳州城父縣有乾溪,它旁邊也有章華臺,在遺址的臺基下往往能找到人骨,據(jù)說是楚靈王戰(zhàn)死在這里。商水縣章華臺旁邊,也有乾溪。薛綜注釋張衡《東京賦》引《左氏傳》乃云:“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溪。”這些都是錯誤的說法,《左傳》中根本沒有這些記載。章華臺與乾溪原非一個地方。楚靈王十一年,王狩于州來,使蕩侯、潘子、司馬督、囂尹午、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,王次于乾溪。這里就是城父縣的乾溪。楚靈王八年許遷于夷,夷就在這個地方。楚靈王十二年,公子比作亂,楚靈王派遣觀從跟隨軍隊于乾溪,楚王的軍隊潰敗,楚靈王逃亡到不知什么地方了。楚平王即位后,殺了一個囚徒,把楚靈王的衣服穿到囚徒的身上,把尸體扔進(jìn)漢水漂流,然后把尸體打撈上來當(dāng)做楚靈王安葬,以此來安定人心,而且讓人從乾溪來報喪。楚靈王實(shí)際上被芊尹申亥氏勒死的,后來申亥氏把楚靈王的靈柩上報給了朝廷,朝廷才改葬了楚靈王,楚靈王并非死在乾溪。昭王二十七年,吳國討伐陳國,楚昭王率領(lǐng)軍隊救陳國時,駐扎在城父縣,將要開戰(zhàn)時,楚昭王在城父縣去世了。而《春秋》又說:“弒其君于乾溪。”那么后代的人說楚靈王確實(shí)死在這里,按理說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今人將出任地方州郡長官稱為“建麾”,大概是借用顏延年“一麾乃出守”的詩句而來的,這是一種誤用。延年所說的“一麾”是指麾(揮)的“麾”,如同周武王“右秉白旄以麾”的“麾”,而不是旌麾的“麾”。延年《阮始平》詩的“屢薦不入官,一麾乃出守”,說的是山濤推薦阮咸為吏部郎官,為此三次上奏武帝,武帝都不用,后來阮咸為荀勖所排擠,一揮而斥之,遂出為始平太守,故延年有此詩句。延年也是被擯斥而為始安太守的,他作此詩也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緒。自從杜牧作《登樂游原》詩,而稱“擬把一麾江海去,樂游原上望昭陵”,始誤用“一麾”一詞,從此守郡稱“建麾”遂成為典故。
今人謂除拜官職的“除”是解除其原任職務(wù)的意思,不是這么回事。這個“除”猶如當(dāng)交換講的“易”,以新易舊叫做“除”,如新舊歲之交的那一天就稱為“歲除”。《易經(jīng)》上說“除戎器,戒不虞”,意思是用新的兵器更換陳舊的兵器,以防備意外情況的發(fā)生。而臺階所以被稱為“除”,也是因為登臺階要自下而上,有更換的意思。
世人畫韓退之像,臉面小而美胡須,戴紗帽。這像所畫的其實(shí)是南唐韓熙載,現(xiàn)在還有當(dāng)時所畫的韓熙載的像存著,題詞非常明確。熙載謚文靖,江南人稱之為韓文公,因此世人遂誤以為退之。退之身體肥胖而少胡須。元豐年間,以退之配享文宣王孔子廟,各州縣孔廟所畫的都是韓熙載。后世不再能辨別,退之竟變?yōu)轫n熙載了。
今日計錢幣之?dāng)?shù),稱一百錢為“陌”,雖借用“陌”字,其實(shí)它只是“佰”字,就跟十錢用“什”字、五錢用“伍”字一樣。唐代自皇甫镈始行墊錢法,至昭宗末年乃規(guī)定以八十錢為一陌。后漢隱帝時,三司使王章每開支國庫錢幣,又減去三錢,以七十七錢為一陌,輸入國庫的錢幣則仍以八十錢為一陌。至今輸入國庫的錢幣也還有以八十錢為一陌的。
《新唐書》稱嚴(yán)武為劍南節(jié)度使,放肆不遵禮法,李白因作《蜀道難》以斥之。按孟綮《本事詩》所記,李白初到京師,賀知章聞其名,最先去拜訪他;李白出示《蜀道難》,賀知章還未讀完,就已經(jīng)再三再四地嘆賞。這時應(yīng)是天寶初年。其時李白已經(jīng)創(chuàng)作了《蜀道難》,嚴(yán)武為劍南節(jié)度使則在至德以后的肅宗時期,二者年代相差甚遠(yuǎn)。大抵稗官小說所記,各得于一時的見聞,并不清楚事情的本末源流,故大多舛誤,皆類似此種記載。李白的文集中稱《蜀道難》是指斥章仇兼瓊的,與《新唐書》所載不同,此事應(yīng)是《新唐書》的記載有誤。
以往所傳《尚書·禹貢》篇記載“云夢土作乂”,本朝太宗皇帝時得古本《尚書》,作“云土夢作乂”,于是指示將現(xiàn)存本《禹貢》篇的這五個字改從古本。我查考現(xiàn)存孔安國的注,謂“云夢之澤在江南”,這說法是不確實(shí)的。據(jù)《左傳》所載:“吳人攻入郢都……楚昭王涉過雎水,又渡過長江,逃入云澤之中。昭王在澤中寢睡時,有劫盜攻擊他,用戈來刺……昭王于是逃奔鄖地。”楚昭王自郢都西逃而涉過雎水,那么他出逃時應(yīng)該是先逃到了長江以南;此后他渡過長江而進(jìn)入云澤,又從云澤逃奔鄖地,鄖即現(xiàn)在的安陸州。渡過長江而后至于云澤,進(jìn)入云澤然后至于鄖地,那么云澤必定是在長江以北。《左傳》又記載:“鄭簡公到楚國訪問……楚王和他一起在江南的夢澤打獵。”杜預(yù)注釋說:“楚國的云夢澤,跨長江南北。”《左傳》說“江南之夢”,則云澤在江北就是顯而易見的了。元豐年間,我從隨州取道安陸而到漢口,有個做景陵主簿的郭思,能談?wù)摑h沔地區(qū)的古今地理,他也以為在長江以南的是夢澤,在長江以北的是云澤。我用《左傳》的記載檢驗,郭思的說法是可信的。長江以南即今日的公安、石首、建寧等縣,長江以北則即玉沙、監(jiān)利、景陵等縣。大抵這一帶眾多水流的匯聚,以云夢之地最為低下,而長江以南的濕地,在大水消退后要較江北稍高一些,所以說云澤中的土地剛剛露出水面,而夢澤中的土地已開始耕作了。此種記載,應(yīng)該是古本的文字更為妥當(dāng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