賞析二

　　此詞作于開禧元年（1205）。當時，韓侂胄正準備北伐。賦閑已久的辛棄疾于前一年被起用為浙東安撫使，這年春初，又受命知鎮(zhèn)江府，出鎮(zhèn)江防要地京口（今江蘇鎮(zhèn)江）。從表面看來，朝廷對他似乎很重視，然而實際上只不過是利用他那主戰(zhàn)派元老的招牌作為號召而已。辛棄疾到任后，一方面積極布置軍事進攻的準備工作；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清楚地意識到政治斗爭的險惡，自身處境的艱難，深感很難有所作為。在一片緊鑼密鼓的北伐聲中，當然能喚起他恢復中原的豪情壯志，但是對獨攬朝政的韓侂胄輕敵冒進，又感到憂心忡忡。這種老成謀國，深思熟慮的情懷矛盾交織復雜的心理狀態(tài)，在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現(xiàn)出來，成為傳誦千古的名篇，而被后人推為壓卷之作（見楊慎《詞品》）。這當然首先決定于作品深厚的思想內(nèi)容，但同時也因為它代表辛詞在語言藝術上特殊的成就，典故運用得非常恰到好處；通過一連串典故的暗示和啟發(fā)作用，豐富了作品的形象，深化了作品的主題思想。

　　詞以“京口北固亭懷古”為題。京口是三國時吳大帝孫權(quán)設置的重鎮(zhèn)，并一度為都城，也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生長的地方。面對錦繡江山，緬懷歷史上的英雄人物，正是像辛棄疾這樣的英雄志士登臨應有之情，題中應有之意，詞正是從這里著筆的。

　　孫權(quán)以區(qū)區(qū)江東之地，抗衡曹魏，開疆拓土，造成了三國鼎峙的局面。盡管斗轉(zhuǎn)星移，滄桑屢變，歌臺舞榭，遺跡淪湮，然而他的英雄業(yè)績則是和千古江山相輝映的。劉裕是在貧寒、勢單力薄的情況下逐漸壯大的。以京口為基地，削平了內(nèi)亂，取代了東晉政權(quán)。他曾兩度揮戈北伐，收復了黃河以南大片故土。這些振奮人心的歷史事實，被形象地概括在“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”三句話里。英雄人物留給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，因而“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”，傳說中他的故居遺跡，還能引起人們的瞻慕追懷。在這里，作者發(fā)的是思古之幽情，寫的是現(xiàn)實的感慨。無論是孫權(quán)或劉裕，都是從百戰(zhàn)中開創(chuàng)基業(yè)，建國東南的。這和南宋統(tǒng)治者茍且偷安于江左、忍氣吞聲的懦怯表現(xiàn)，是多么鮮明的對照！

　　如果說，詞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，還比較軒豁呈露，那么，在下片里，作者通過典故所揭示的歷史意義和現(xiàn)實感慨，就更加意深而味隱了。

　　這首詞的下片共十二句，有三層意思。峰回路轉(zhuǎn)，愈轉(zhuǎn)愈深。被組織在詞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，血脈動蕩，和詞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，給作品造成了沉郁頓挫的風格，深宏博大的意境。

　　“元嘉草草”三句，用古事影射現(xiàn)實，尖銳地提出一個歷史教訓。這是第一層。

　　史稱南朝宋文帝劉義隆“自踐位以來，有恢復河南之志”（見《資治通鑒·宋紀》）。他曾三次北伐，都沒有成功，特別是元嘉二十七年（450）最后一次，失敗得更慘。用兵之前，他聽取彭城太守王玄謨陳北伐之策，非常激動，說：“聞玄謨陳說，使人有封狼居胥意。”見《宋書·王玄謨傳》。《史記·衛(wèi)將軍驃騎列傳》載，衛(wèi)青、霍去病各統(tǒng)大軍分道出塞與匈奴戰(zhàn)，皆大勝，霍去病于是“封狼居胥山，禪于姑衍”。封、禪，謂積土為壇于山上，祭天曰封，祭地曰禪，報天地之功，為戰(zhàn)勝也。“有封狼居胥意”謂有北伐必勝的信心。當時分據(jù)在北中國的元魏，并非無隙可乘；南北軍事實力的對比，北方也并不占優(yōu)勢。倘能妥為籌畫，慮而后動，雖未必能成就一番開天辟地的偉業(yè)，然而收復一部分河南舊地，則是完全可能的。無如宋文帝急于事功，頭腦發(fā)熱，聽不進老臣宿將的意見，輕啟兵端。結(jié)果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勝利，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燾大舉南侵，弄得兩淮殘破，胡馬飲江，國勢一蹶而不振了。這一歷史事實，對當時現(xiàn)實所提供的歷史鑒戒，是發(fā)人深省的。辛棄疾是在語重心長地告誡南宋朝廷：要慎重啊！你看，元嘉北伐，由于草草從事，“封狼居胥”的壯舉，只落得“倉皇北顧”的哀愁。想到這里，稼軒不禁撫今追昔，感慨萬端。隨著作者思緒的劇烈波動，詞意不斷深化，而轉(zhuǎn)入了第二層。

　　稼軒是四十三年前，即紹興三十二年（1162）率眾南歸的。正如他在《鷓鴣天》一詞中所說的那樣：“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，燕兵夜娖銀胡革錄，漢箭朝飛金樸姑。”那沸騰的戰(zhàn)斗歲月，是他英雄事業(yè)的發(fā)軔之始。當時，宋軍在采石磯擊破南犯的金兵，完顏亮為部下所殺，人心振奮，北方義軍紛起，動搖了女真貴族在中原的統(tǒng)治，形勢是大有可為的。剛即位的宋孝宗也頗有恢復之志，起用主戰(zhàn)派首領張浚，積極進行北伐。可是符離敗退后，他就堅持不下去，于是主和派重新得勢，再一次與金國通使議和。從此，南北分裂就進入了一個相對穩(wěn)定的狀態(tài)，而辛棄疾的鴻鵠之志也就無從施展，“只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”（同上詞）了。時機是難得而易失的。四十三年后，重新經(jīng)營恢復中原的事業(yè)，民心士氣，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，當然要困難得多。“烽火揚州”和“佛貍祠下”的今昔對照所展示的歷史圖景，正唱出了稼軒四顧蒼茫，百感交集，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感慨心聲。“佛貍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”兩句用意是什么呢？佛貍祠在長江北岸今江蘇六合縣東南的瓜步山上。永嘉二十七年，元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時，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宮，后來成為一座廟宇。拓跋燾小字佛貍，當時流傳有“虜馬飲江水，佛貍明年死”的童謠，所以民間把它叫做佛貍祠。這所廟宇，南宋時猶存。詞中提到佛貍祠，似乎和元魏南侵有關，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種種歧異。其實這里的“神鴉社鼓”，也就是東坡《浣溪沙》詞里所描繪的“老幼扶攜收麥社，烏鳶翔舞賽神村”的情景，是一幅迎神賽會的生活場景。在古代，迎神賽會，是普遍流行的民間風俗，和農(nóng)村生產(chǎn)勞動是緊密聯(lián)系著的。在終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中，農(nóng)民祈晴祈雨，以及種種生活愿望的祈禱，都離不開神。利用社日的迎神賽會，歌舞作樂，一方面酬神娛神，一方面大家歡聚一番。在農(nóng)民看來，只要是神，就會管生產(chǎn)和生活中的事，就會給他們以福佑。有廟宇的地方，就會有“神鴉社鼓”的祭祀活動。至于這一座廟宇供奉的是什么神，對農(nóng)民說來，是無關宏旨的。佛貍祠下迎神賽會的人們也是一樣，他們只把佛貍當作一位神祇來奉祀，而決不會審查這神的來歷，更不會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當前金人的入侵聯(lián)系起來。因而，“神鴉社鼓”所揭示的客觀意義，只不過是農(nóng)村生活的一種環(huán)境氣氛而已，沒有必要再多加研究。然而辛棄疾在詞里攝取佛貍祠這一特寫鏡頭，則是有其深刻寓意；它和上文的“烽火揚州”有著內(nèi)在的聯(lián)系，都是從“可堪回首”這句話里生發(fā)出來的。四十三年前，完顏亮發(fā)動南侵，曾以揚　　州作為渡江基地，而且也曾駐扎在佛貍祠所在的瓜步山上，嚴督金兵搶渡長江。以古喻今，佛貍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顏亮的影子。稼軒曾不止一次地以佛貍影射完顏亮。

　　例如在《水調(diào)歌頭》詞中說：“落日塞塵起，胡騎獵清秋。漢家組練十萬，列艦聳層樓。誰道投鞭飛渡，憶昔鳴髇血污，風雨佛貍愁。”詞中的佛貍，就是指完顏亮，正好作為此詞的解釋。佛貍祠在這里是象征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跡。四十三年過去了，當年揚州一帶烽火漫天，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跡，這一切記憶猶新，而今佛貍祠下卻是神鴉社鼓，一片安寧祥和景象，全無戰(zhàn)斗氣氛。辛棄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，隆興和議以來，朝廷茍且偷安，放棄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時機，使得自己南歸四十多年，而恢復中原的壯志無從實現(xiàn)。在這里，深沉的時代悲哀和個人身世的感慨交織在一起。

　　那么，辛棄疾是不是就認為良機已經(jīng)錯過，事情已無法挽救了呢？當然不是這樣。對于這次北伐，他是贊成的，但認為必須做好準備工作；而準備是否充分，關鍵在于舉措是否得宜，在于任用什么樣的人主持其事。他曾向朝廷建議，應當把用兵大計委托給元老重臣，暗示以此自任，準備以垂暮之年，挑起這副重擔；然而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樣，于是他就發(fā)出“憑誰問：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”的慨嘆，詞意轉(zhuǎn)入了最后一層。只要讀過《史記·廉頗列傳》的人，都會很自然地把“一飯斗米，肉十斤，披甲上馬”的老將廉頗，和“精神此老健如虎，紅頰白須雙眼青”（劉過《呈稼軒》詩中語）的辛棄疾聯(lián)系起來，感到他借古人為自己寫照，形象是多么飽滿、鮮明，比擬是多么貼切、逼真！不僅如此，稼軒選用這一典故還有更深刻的用意，這就是他把個人的政治遭遇放在當時宋金民族矛盾、以及南宋統(tǒng)治集團的內(nèi)部矛盾的焦點上來抒寫自己的感慨，賦予詞中的形象以更豐富的內(nèi)涵，從而深化了詞的主題。這可以從下列兩方面來體會。

　　首先，廉頗在趙國，不僅是一位“以勇氣聞于諸侯”的猛將，而且在秦趙長期相持的斗爭中，他是一位能攻能守，猛勇而不孟浪，持重而非畏縮，為秦國所懼服的老臣宿將。趙王之所以“思復得廉頗”，也是因為“數(shù)困于秦兵”，謀求抗擊強秦的情況下，才這樣做的。因而廉頗的用舍行藏，關系到趙秦抗爭的局勢、趙國國運的興衰，而不僅僅是廉頗個人的升沉得失問題。其次，廉頗此次之所以終于沒有被趙王起用，則是由于他的仇人郭開搞陰謀詭計，蒙蔽了趙王。廉頗個人的遭遇，正反映了當時趙國統(tǒng)治集團內(nèi)部的矛盾和斗爭。從這一故事所揭示的歷史意義，結(jié)合作者四十三年來的身世遭遇，特別是從不久后他又被韓侂胄一腳踢開，落職南歸時所發(fā)出的“鄭賈正應求死鼠，葉公豈是好真龍”（《瑞鷓鴣。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》）的慨嘆，再回過頭來體會他作此詞時的處境和心情，就會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憂憤之深廣，也會驚嘆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。

　　岳珂在《桯史·稼軒論詞》條說：他提出《永遇樂》一詞“覺用事多”之后，稼軒大喜，“酌酒而謂坐中曰：”夫君實中余痼。‘乃味改其語，日數(shù)十易，累月猶未竟。“人們往往從這一段記載引出這樣一條結(jié)論：辛棄疾詞用典多，是個缺點，但他能虛心聽取別人意見，創(chuàng)作態(tài)度可謂嚴肅認真。而這條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條重要消息卻被人們所忽視：以稼軒這樣一位語言藝術大師，為什么會“味改其語，日數(shù)十易，累月猶未竟”，想改而終于改動不了呢？這不恰恰說明，在這首詞中，用典雖多，然而這些典故卻用得天衣無縫，恰到好處，它們所起的作用，在語言藝術上的能量，不是直接敘述和描寫所能代替的。就這首詞而論，用典多并不是辛棄疾的缺點，而正體現(xiàn)了他在語言藝術上的特殊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