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關(guān)質(zhì)疑

　　名實不符(摘自《北京青年報》，作者：付俊良)　“三楊”，即楊榮、楊溥、楊士奇，他們在任輔臣期間，安定邊防，整頓吏治，發(fā)展經(jīng)濟，使明朝的國力繼續(xù)沿著鼎盛的軌道發(fā)展，并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，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(zhuǎn)變?yōu)榫哂胸┫嘈再|(zhì)的輔臣，他們因此被史家視為名臣。明人焦竑《玉堂叢語》卷七中有言：“正統(tǒng)間，文貞（楊士奇）為西楊，文敏（楊榮）為東楊，因居第別之。文定（楊溥）郡望，每書南郡，世遂稱南楊。西楊有相才，東楊有相業(yè)，南楊有相度。故論我朝賢相，必曰三楊。”可見他們在明代的影響。　　但人無完人，在了解明代這一段歷史的過程中，筆者發(fā)現(xiàn)在“三楊”的所作所為之中，也有許多與“名臣”不相稱的地方。

一疑　　“三楊”不顧事實，歪曲前人形象　　《明太宗實錄》卷九下乙丑條中有這樣的一條記載：“上至金川門……時有執(zhí)方孝孺來獻者，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‘此皆汝輩所為，汝罪何逃？’孝孺叩頭祈哀……”方孝孺是“靖難”中的名臣，因不與新皇帝（即永樂皇帝）合作，被滅了“十族”，創(chuàng)造了滅族的“歷史之最”。這是史實，但實錄中卻說他“叩頭祈哀”，而身為編修《太宗實錄》總裁官的“三楊”對此卻置若罔聞，這是名臣之所為嗎？　　更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西楊”楊士奇還有忘恩負義之嫌，《玉堂叢語》卷八《仇隙》中引有隆慶時的刑部尚書鄭淡泉的話：“方遜志寵任時，薦西楊，西楊修實錄，乃謗方叩頭乞余生”。方遜志就是方孝孺，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擔(dān)任修撰《太祖實錄》的總裁官，當(dāng)時楊士奇只是一個讀書人，還沒有入仕，《明史》本傳說他被人舉薦參與修撰《太祖實錄》。聯(lián)系到當(dāng)時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鄭淡泉的話，看來推薦楊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，但楊士奇在修《太宗實錄》的時候卻置事實于不顧，歪曲恩人，實乃有損“名臣”的形象。

二疑　　“三楊”庇護宦官　　有明一代，宦官活動極為猖獗，而首開宦官專政的是正統(tǒng)朝的太監(jiān)王振。王振，山西蔚州（今河北蔚縣）人，進宮做了太監(jiān)，英宗從小由他侍候，對他頗為信賴。英宗繼位的時候只有九歲，王振“狡黠得帝歡”，“導(dǎo)帝用重典御下”，“于是大臣下獄者不絕，而振得因以市權(quán)”（《明史·王振傳》）。英宗的祖母、太皇太后張氏覺察到王振的擅權(quán)，要把他殺掉，英宗跪下為他求情。看到皇帝下跪，站在旁邊的幾個大臣也跟著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殺王振。就這樣，本來利刃已經(jīng)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（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29王振用事）。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經(jīng)歷四朝的老臣“三楊”。　　王振違背成憲（朱元璋定有“宦官不得干政”的祖制），擅權(quán)干政，連女流之輩的太皇太后都看出來了，欲維護祖制，而名臣“三楊”怎么就沒有一點兒意識呢？　　正是因為這個王振，才有后來幾使大明陷入絕境的“土木之變”，明代宦官專權(quán)亂政的局面也從此愈演愈烈，直至明亡。

三疑　　“西楊”家教不嚴，致其子侵暴殺人　　《明史》稱楊士奇有學(xué)行。有學(xué)行又居高位，楊士奇應(yīng)該更會“齊家”，但也許是他光顧著國家了，自家的后院卻起了火，其子楊稷仰仗老爺子有權(quán)，傲慢無禮侵暴殺人，遭到了言官們的交章劾舉。礙于楊士奇的面子，皇上并沒有立即下旨治罪，但是接著又有人告他兒子“橫虐數(shù)十事”，皇帝這才下令查治。　　好在此時，年老的楊士奇還沒有糊涂，為了避嫌，他以老疾告歸，皇帝也給了他十足的面子，安慰并且挽留他，楊士奇感激涕零，但畢竟事關(guān)兒子的死活，一代名臣最終憂郁而死。　　楊士奇死后，其子楊稷被繩之以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