賞析二

　　李密原是蜀漢后主劉禪的郎官(官職不詳)。公元263年，司馬昭滅蜀漢，李密成了亡國之臣。仕途已失，便在家供養(yǎng)祖母劉氏。公元265年，晉武帝請李密出來做官，先拜郎中，后又拜為洗馬(即太子侍從官)，就是文中說的“詔書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尋蒙國恩，除臣洗馬”。晉武帝為什么要這樣重用李密呢?第一，當時東吳尚據(jù)江左，為了減少滅吳的阻力，收籠東吳民心，晉武帝對亡國之臣實行懷柔政策，以顯示其寬厚之胸懷。第二，李密當時以孝聞名于世，晉武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的策略，實行孝道，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，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臣關(guān)系，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。正因為如此，李密屢被征召。

　　李密為什么“辭不就職”呢?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：第一，李密確實有一個供養(yǎng)祖母劉的問題，像文章中說的“祖母無臣，無以終余年”。第二，李密是蜀漢舊臣，自然有懷舊的思想，況且他還認為漢主劉禪是一個“可以齊桓”的人物，對于晉滅蜀漢是有一點不服氣的。第三，古人講：做官如履薄冰。皇帝高興時，臣為君之心腹；皇帝不高興時，臣為君之土芥。出于歷史的教訓，李密不能沒有后顧之憂。晉朝剛剛建立，李密對晉武帝又不甚了解，盲目做官，安知禍福。所以李密“辭不就職”，不是不想做官，而是此時此刻不宜做官。

　　李密不想馬上出來做官，而晉武帝方面卻催逼得很緊。“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。郡縣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臨門，急于星火。”輕慢皇帝，違抗皇命是要殺頭的。為了擺脫這個困境，達到不出來做官的目的，李密就在“孝”字上大做文章，把自己的行為納入晉武帝的價值觀念中去。李密是蜀漢舊臣，“少仕偽朝，歷職郎署”，古人講“一仆不事二主”，“忠臣不事二君”。如果李密不出來做官，就有“不事二君”的嫌疑，不事二君就意味著對晉武帝不滿，這就極其危險了，所以李密說自己“不矜名節(jié)”，“豈敢盤桓，有所希冀”，我不出來做官完全是為了供養(yǎng)祖母劉，是為了“孝”。但是這里又產(chǎn)生了一個問題，事父為孝，事君為忠。李密供養(yǎng)祖母是孝，但不聽從君主的詔令，不出來做官，就是不忠。古人云“忠孝不能兩全”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二記載：“楚昭王使石奢為理道，有殺人者追之，則父也。奢曰：‘不私其父非孝也，不行君法非忠也。’于是刎頸而死。”為忠臣不得為孝子，為孝子不得為忠臣。李密很巧妙地解決了這個矛盾，即先盡孝，后盡忠。“是臣盡節(jié)于陛下之日長，報劉之日短也”。等我把祖母劉養(yǎng)老送終之后，再向您盡忠，這樣晉武帝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
　　李密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，除了在“孝”字上大作文章外，還以巧妙的抒情方式，來打動晉武帝。從文章中可以想見，李密在構(gòu)思《陳情表》時，有三種交錯出現(xiàn)的感情：首先是因處境狼狽而產(chǎn)生的憂懼之情；其次是對晉武帝“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”的不滿情緒；最后是對祖母劉的孝情。但是當他提筆寫文章時，便把這三種感情重新加以整理，經(jīng)過冷靜的回味，壓抑了前兩種感情，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筆帶過，掩入對祖母劉的孝情之中。而對后一種感情則大肆渲染，并且造成一個感人至深的情境，即“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；祖母無臣，無以終余年”。從這樣一種情境出發(fā)，作者先以簡潔精練的語言寫自己的孤苦，為“祖母無臣，無以終余年”作鋪墊，然后反復強調(diào)祖母劉的病：如第一段的“夙嬰疾病，常在床蓐”；第二段的“劉病日篤”；第三段的“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”。這樣，李密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母孫之情，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。

　　《陳情表》是寫給晉武帝的，是為了達到“辭不就職”的目的。從這個目的出發(fā)，李密并沒有把孝情一泄到底，而是用理性對感情加以節(jié)制，使它在不同的層次中，不同的前提下出現(xiàn)。第一段先寫自己與祖母劉的特殊關(guān)系和特殊命運，抒發(fā)對祖母的孝情，“臣侍湯藥，未曾廢離。”如果從這種孝情繼續(xù)寫下去，會有許多話要說，如對祖母的感激，對祖母的憐惜等等。但作者卻就此止筆，轉(zhuǎn)而寫蒙受國恩而不能上報的矛盾心情，寫自己的狼狽處境。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，很想走馬上任，“奉詔奔馳”。為什么不能去呢?因為“劉病日篤”，這就從另一方面反襯了他孝情的深厚，因為孝情深厚，而“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”，所以才有“實為狼狽”的處境。前面抒發(fā)的孝情被節(jié)制以后，又在另一個前提下出現(xiàn)了。第三段作者轉(zhuǎn)寫自己“不矜名節(jié)”，并非“有所希冀”，不應詔做官，是因為“祖母無臣，無以終余年”。在排除了晉武帝的懷疑這個前提之下，再抒發(fā)對祖母劉的孝情，就顯得更真實，更深切，更動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