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建

　　中央集權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形成，是時代需要的產物。戰(zhàn)國時代，封建諸侯已經建立了政權，并進行了改革。處于戰(zhàn)國中期的孟子雖有"定于一"的大一統思想，但那時諸侯割據，戰(zhàn)爭頻繁，旗鼓相當，誰也吞并不了誰，還沒有具備統一的條件，因此，不能提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來。只有到戰(zhàn)國晚期，秦國通過商鞅變法，國力強盛，統一六國的條件已經具備，在客觀上有了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迫切需要，因此，才有韓非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產生。

　　韓非所說的君臣關系與孔、孟所講的君臣關系有很大的區(qū)別。孔子認為：“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”③君臣關系是相對的，有條件的。孟子認為：“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。”④孟子還認為，國君若不行“仁政”就可以流放，甚至還認為殺昏暴之君不叫殺君，而叫“誅一夫”。⑤這里，不存在臣對君絕對服從的問題。《韓非子·備內》認為，君臣之間，國君與其家庭成員和左右親近之間，都充滿著尖銳的矛盾。他說，群臣服從國君，并不是有骨肉之親，而是受到國君權威的束縛，不得不如此。事實上，朝廷里如《韓非子·楊權》所說：是“上下一日百戰(zhàn)”。“臣之所不弒其君者，黨與不具也。”一旦臣下羽毛豐滿，條件成熟，就可能對國君取而代之。因此，要鞏固國君的地位，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。《韓非·楊權》主張：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執(zhí)要，四方來效。”即把一切大權都集中在國君一人手中，全國各地都對國君負責。《韓非子·外儲說右上》說：“能獨斷者，故可以王天下。”韓非這種思想，在君臣關系上，是站在維護國君的絕對統治權的立場上說話的，它直接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——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
　　韓非還提出，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，必須統一人們的思想。他說：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時而至，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。”①他主張獨尊法家，禁止其他各家學說。甚至他反對知識文化，反對藏書，主張焚書。《韓非子·喻老》說：“知者不以言談教，而慧者不以藏書。”這種實行思想統治的愚民政策，直接影響了秦始皇的“焚書坑儒”。秦始皇采用了韓非的思想，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事業(yè)，這可以說是韓非思想在歷史上取得的勝利。然而他主張嚴刑峻罰、橫征暴斂畢竟太殘酷，秦王朝只傳了三代，并且期間發(fā)生了陳勝、吳廣農民大起義，最終秦二世被趙高殺死，繼立的子嬰貶去帝號，稱秦王，向劉邦投降。劉邦攻占咸陽，秦亡，也就宣告了韓非思想的破產。

　　雖然如此，我們對韓非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。他主張“法不阿貴”，“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”，②是對“刑不上大夫”、“禮不下庶人”的否定，打擊了舊貴族的特權。這種主張維護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，在當時有其積極的作用。同時，韓非的思想在戰(zhàn)國的末期適應了大一統的歷史發(fā)展趨勢，加速了秦統一中國的步伐，也有其進步意義。但是他的封建專制主義和權術思想，卻為以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承襲，影響極為深遠。韓非加強思想文化專制的思想，也為封建統治者沿用。明清兩代更盛，康、雍、乾時期達到極點，大興文字獄，嚴重阻礙了科學與文化的發(fā)展。因此，批判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，仍是我們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。